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论《淮南子》的君道思想

《淮南子》一书综合百家之说,试图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学说,书中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论述.它承袭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但又反对其纯任自然的消极主张而用儒、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改造;它吸收了儒家有关道德自律的思想,用以改造法家关于君臣关系、重势等方面的学说,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法家的苛酷,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主要从君道无为、君臣异道和修身正己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君道思想.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忠臣”一词，最初出现于《墨子》，法家对之做了规定性解释，秦朝付之实践，结果失败。汉水秦制，继续实践法家“君臣之术”，造成西汉君臣关系高度紧张。两汉统治者和儒家今文学派试图把法家的“忠节”概念纳入儒家的“气节”范畴，但在理论上并未解决，这一问题直至宋儒才予解决。它在政治实践上的反映就是，从西汉至五代，中央政权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权臣纂立；而宋以后，这种现象再不出现。“忠节”是一个道德和伦理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和忠节的认识基本上仍持原始儒家的观点──“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而不是宋儒的忠节观──“死事一主”。因此，对忠节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走出宋儒对“忠节”认知的误区。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淮南子》“势”论对法家思想的扬弃

《淮南子》中“势”的论述,体现出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承续和扬弃.在对“势”的来源问题上,同法家类似,《淮南子》强调尊君,肯定“势”的权威性,但同时,对于“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进行了道家式的理论论证.在“势”的运用上,《淮南子》同样运用道家资源,暗示出对于“君势”的节制.由此对君人之道和君臣关系也体现出法家、道家和儒家的融合.     

诸葛亮与《管子》

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中,是别具一格的。本文从诸葛亮思想形成、政治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世治国之方略与《管子》一书多有契合。诸葛亮与刘备、刘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他坚持“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法治原则,建立注重民生的法律框架,采用抑制君权的行政措施等,都能在战国齐法家的主张中找到依据。诸葛亮以《管子》作为自己政治运作的指导,是他治理蜀汉的一大特色。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儒法歧义与合流：以孟子三纲为中心

在三纲上孔子讲君臣父子、孟子讲父子君臣、韩非讲君臣父子夫妻、董仲舒讲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在学派上主要涉及儒学与法家,在内容上涉及两纲还是三纲、君臣父子还是父子君臣,在立场涉及国优于家还是家优于国,在结构上涉及双向互动还是单向僵化;孟子的观点在儒学内部与孔子有异同、在儒学外部与法家韩非有异同,孟子在三纲上的主要观点对历史有复杂影响。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春秋诀狱与法律思想

春秋诀狱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对中华法系的法律思想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西汉时期法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春秋诀狱的提出过程的具体分析，指出春秋诀狱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治国思想的巨大转变在法律思想上的具体体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法治的完善和社会制度的巩固，但却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关于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

中国宗教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极其广泛和深刻。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儒、佛、道（道家和道教）形成支撑思想、文化发展的三大支柱,因而更加强化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宗教与文学二者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情形十分复杂,包括积极的、消极的方面;宗教作用于文人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以及文学思想、文学批评等等诸多层面,成果极其丰硕,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对于宗教史、文学史与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意义。     

《文子》易学思想简论

《文子》内容驳杂,是一部融合先秦道、儒、墨、法诸家学说为一体的道学经典。《文子》之“气”便是《周易》之“易”,“和”是二者共同的境界,“变”是其共有的特质。此三者又分别构成哲学上的本体论、境界论、方法论,成为其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撑。     

江淹思想略论

江淹是我国南朝诗人、辞赋家,在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江淹的作品及其生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有所忽略。江淹的思想兼有儒道释三家,三者相融为一。江淹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贯穿其一生,成为江淹一生最根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其儒家思想具有通脱的特点,是南北朝动乱不安时代儒家思想在安身立命方面的曲折反映;而以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为辅,其佛家思想又依附于道家思想之上。     

和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

中华民族传统和谐文化萌发于上古,形成于先秦.和谐是一个科学的理念,反映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和谐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涵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和谐文化为儒释道所尊崇、为各民族所认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     

论大爱精神的思想渊源

作为一种道德精神,大爱精神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尽管在早期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大爱精神一词并未被思想家们广为使用,但在整个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却能够异常清晰地寻找出大爱精神的思想元素。特别是在以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无不闪烁着大爱精神元素的光芒,它们共同构成了大爱精神产生与发展的思想渊源。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

以日本近世末期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报德教的“以德报德论”、“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论”、“天道人道论”和“一圆融合论”在建构过程中对儒释道思想吸纳、活用和扬弃的内涵进行深入精到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为阐明日本思想文化与儒释道的渊源关系提供一个典型实例,而且可以揭示出吸纳、融会和活用儒释道思想精华对于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世界新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