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劳资关系中的报德思想

日本企业劳资关系是一种以稳定、和谐、合作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关系,蕴涵着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伦理观。而以回报社会、利益共享为要义,主张以＂义利合一＂为原则从事经济活动的报德思想则是这种观念的理论来源之一。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丰田佐吉、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作为报德思想的信奉者一直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践行不辍,使报德思想成为日本企业重视员工权益、构建利益一致型劳资关系的文化道德土壤。     

方东美论儒释道会通

在方东美比较哲学研究中,儒释道之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东方印度哲学相比而显现的独特价值。为此,方东美在进行儒释道之比较时,以分析儒释道各自的思想个性为手段,以揭示儒释道思想上的会通为直接目的。方东美以为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会通处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最高处。这个最高处在儒释道那里具体展开为三论,即:旁通统贯论、道论、个人品格崇高论。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论《文心雕龙》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改造

《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一直是“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刘勰的文学思想立足于儒家，同时兼收并蓄，吸纳了子学中的思想精华，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刘勰浸润至深，为刘勰建构文学批评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刘勰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论与审美论背后都有对老庄思想的吸收，刘勰在“折衷”的学术态度之下，对道家思想进行了转化与改造，从而拓展了其文学思想的哲学深度。从子学的视域下重新梳理刘勰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不仅能够让我们看清刘勰思想的理论谱系，也能重估道家思想在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价值。     

试论报德思想与社会和谐——以二宫尊德的思想及社会活动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期农政家、思想家二宫尊德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经过实践创立的报德思想,拯救了当时日本贫困的农村经济,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期望通过对二宫尊德的报德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试图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     

论“禅”与“道”的“心性”之美

“心性论”是中国释道二教宗教美学的本体论,其核心范畴“心”是建构其宗教美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释道二教皆强调以现实人心为出发点,以回归清虚本心,了脱生死,获得人生自由为归宿,体现出浓厚的人生审美化的特点。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禅宗和全真道的“心性”之美,可以揭示中国宗教人生审美化的特征。     

报德思想的宣传与实践者——二宫尊德故里探访

日本神奈川县小田原市是日本江户末期著名农政家、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故里。二宫尊德提出报德思想虽然已有160余年，但是研究、宣传报德思想对于确立健康、和谐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概述小田原市的地理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探访二宫尊德在其故乡的足迹，侧重介绍小田原市，特别是报德博物馆及国际二宫尊德恩想学会的报德活动对弘扬报德精神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皎然《诗式》诗学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研究

皎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诗式》融承儒释道而自铸伟辞。《诗式》尤重儒家诗教,以“体”之角度确立儒家诗教的“诗体”论和儒家德化的“诗德”论。《诗式》亦缘采道家逍遥自然之旨。“高”“逸”两体既融通逍遥也挈领于辩体一十九字。“自然”观突破习惯思维,是精思锻造后的“至丽而自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     

论张祥龙美学观对现象学的接受

为了实现现象学方法的美学开展、接续并发展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张祥龙在深入接受现象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美学观。其“美感论”中的“美感体验论”接受了胡塞尔的“直观”说和海德格尔的“体验”说,“美感居中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视域构成”思想;其“审美对象论”接受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思想。张祥龙对现象学思想的接受具有准确深入、中西会通的特点,其接受意义有二：就目的言,他通过接受现象学思想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学美学理论,又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就方法言,他的接受与建构实践为如何融通中西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作出了示范。     

论苏轼的“辨孟”思想

苏轼"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的思想。一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主张恪守一定的规范界限,给礼信等五常的规范严格划界。在心性论上,由于对儒释道思想都予以广泛吸纳,因此,苏轼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上,苏轼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因而不认可权,反对个人主观随意的变通。情本论是苏轼反对权变思想的根源。苏轼的"辨孟"思想也是孟子升格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传统茶审美方法略论

在对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历代茶人在茶审美中的经典茶诗词,归纳提炼出“物我观照”、“净静虚明”、“妙悟自然”三种茶审美方法。“物我观照”源于自然的某些物征可以象征人高尚的道德品质,在经常的茶事实践中,茶人从茶的清香和内蕴的品质中观照出“茶佳人”、“茶君子”的形象。“净静虚明”发端于道家老子“涤除玄鉴”及“致虚极,守静笃”的悟道理念,在空灵虚静的心境中,即使是最简单不过的茶事活动仍洋溢着诗性之美。“妙悟自然”取材于禅宗、老庄及后来文艺美学理论,指茶人在品茶过程中通过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凝神遐想,终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     

“儒道佛”·“生活世界”与其相关的“意义治疗”

文章旨在阐明＂儒、道、佛＂三教所涵之心性义理,试图如其生活世界,而做一展开运用,因之而豁显其相关的意义治疗学思维。首先,笔者阐述了撰写《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的因缘,并借此表达了对于教育学、心理学之追求本土化的意愿。之后,文章概括的指出儒家所重在＂孝悌人伦、仁义为教、道德创生＂,道家之所重在＂尊道贵德、慈俭虚靜、自然无为＂,佛家之所重在＂悲智双运、涅槃寂静、缘起性空＂。进一步言之,儒家重在＂仁＂,他著重人伦教化的落实,并开启主体的自觉性,是＂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慈＂,他开启了自然天地的奥蕴,并点示了场域的和谐性,是＂我,归返天地＂。佛教重在＂悲＂,他深化了意识层次的分析,并廓清了意识的透明性,是＂我,当下空无＂。之后,文章对于心性之学所可能展开的心灵意识之诠释做了大略之理釐清,并因而对于＂道、德、理、性、气、情＂及＂志、意、心、念、识、欲＂等做了话语的转化,试图呼吁本土心理学的辅道学之可能。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在调和与融通之间：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佛教

东北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是中日韩相互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需要的内在联系,佛教和儒、道融合与现世产生着必然的关联。东北亚佛教信奉大乘佛教具有多元化特点,是“人间佛教”。光大东北亚佛教理念和价值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具有现实意义。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多元互动的良性机制。三教之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中庸、平和的心态。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