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曹操“七十二疑冢”辨

社会上流传:曹操奸诈,感到生前没做好事,死后会有人挖他的坟墓 遗命设了七十二疑冢,使后人莫知真墓所在,以逃尸骨遭诛。这种传说,可见之于下列各书: 一、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疑冢”篇载:“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人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发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此亦诗之斧钺也。” 二、明·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第七十八回载,曹操临死时,“……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     

中国帝陵十大谜团

曹操陵墓：真假争论何时休 2009年，“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质疑声也此起彼伏。有史籍记载，曹操生前曾设72疑冢，一座座如山丘布列，其中必有一座真墓。而其中究竟哪座是真的，哪座是假的，目前尚没有定论。     

曹操七十二疑冢探秘

2009年年末，在河南安阳发现曹操陵寝的消息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曹操陵寝向来是考古界的一大谜案，传说中的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辽东半岛石墓文化

在概述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特点及性质的基础上,分析了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辽东半岛南部积石冢的渊源关系,指出红山文化作为东北文化区石墓文化的源头,对后来在辽宁东南部、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出现的积石墓、石棚墓、大石盖墓、石棺墓等与原生宗教祭祀礼仪相联系的特殊葬俗产生过深远影响。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寻找曹操

<正>一千多年来,关于曹操墓,有七十二疑冢之说,有许昌城外说,有漳河水底说,有铜雀台下说等,莫衷一是。2009年12月27日,人类历史就要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际,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让曹操这位生活在18个世纪前叱咤风云的枭雄再次成为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

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1.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2.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3.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4.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5.各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     

关于中学文言文教材几条注释的异议

一、关于“庐冢”的注释通用教材高中语文第一册《游褒禅山记》原注为:“庐冢(Zhǒng),也作‘庐墓’.古时为了表示孝顺父母或尊敬师长,在他们死后的服丧期间,为守护坟墓而盖的屋舍,叫作‘庐冢’.这里指慧褒的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屋舍.庐,屋舍.家,坟墓.”(见本书第228页注②)这个注释显然是不正确的.首先,这里的“庐冢”,应该是慧褒自己的庐冢,而不是其弟子的庐墓.试看《游褒禅山记》第一段开头几句话是怎么说的:     

读曹操《遗令》兼论曹操高陵及相关的问题

曹操高陵自2009年底被公布发现于河南安阳之后,引来各个方面质疑之声。究其原因是,曹操其人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文学作品中被人们奸臣化,成为＂奸绝＂。因此,对于曹操墓的被发现,以及从中没有出土属于曹操本人的铁证文物,故而备受人们关注。虽然此墓已被列为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本人认为其中仍有值得研究的内容。考古学毕竟是一门近代新兴科学,需综合各类科学成果才能使结论更加科学化、合符历史真实,其中也更少不了用历史文献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和理论依据。当考古成果和历史记载吻合,这样的成果才没有遗憾。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滥"、"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曹操诗文艺术精神探析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指出:"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迄今,学界对"汉音"和"魏响"的内涵和区别仍属不甚了了,因而对曹操诗文的艺术精神及文学史意义和地位也就言之不确.文章认为,就艺术表现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俗"、"虚"、"溢"、"质"与"雅"、"理"、"实"、"丽"的不同,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犹是汉音";就情感特征看,"汉音"与"魏响"的区别又体现在由大众性到文人化、由政治性到抒情性、由客观性到主观性、由社会性到个性的转变上,曹操的诗文在这方面又"纯乎魏响"。因此说,曹操的诗文具有徜徉于"汉音"与"魏响"之间的独特艺术风范。     

再议曹操高陵葬制——以对曹丕黄初三年诏的分析为中心

对于曹操葬制存在诸多争议。曹丕黄初三年(222年)诏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也为相关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看来,高陵"陵上祭殿"确实存在。被称为曹丕"终制"的诏令被赋予传世之戒条的意义,当时已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公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半公开的文件。不论魏文帝曹丕的本意如何,这一诏令所取得的宣传效应是明显的。我们以为这篇措辞严厉的文字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曹丕对于违诏"妄有所变改造施"的诅咒,体现曹操宣告薄葬的遗制,应当得以遵行。我们通过魏文帝曹丕"终制"的文字可以推知,如果他确实对于曹操"薄葬"遗令"有所变改造施",一定不会痛斥反薄葬行为是"愚俗所为",也不会自认"弃君于恶"、"爱以害亲"、"不忠不孝"之名,当然更不会使用"为戮尸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一类激烈言辞。很可能文帝黄初三年诏和文帝"终制"原本属于一个文件,也许统称为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诏"是适宜的。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马端临注意到的"魏武父子遗令俱欲薄葬"就表现出了连贯性和完整性,其中所透露的有关曹操高陵葬制的信息亦有更值得我们确信的价值。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文学自觉说".     

《三国演义》曹魏之战略优势缀述——从“隆中对”的“扬蜀抑魏”说起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性描写,使一般读者往往以为曹魏一切都在诸葛亮谋算中,曹操伎俩用尽,仍不免被愚弄得可怜而且可笑.其实,这是被作者瞒蔽了.<三国演义>中真正的强者是曹操,三家中一直居战略优势地位的是魏国.曹操不仅乘汉室之危,移都许昌,抢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后期以至其子曾丕称帝后,也与昊国一样,深明"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之机,动必联吴,持守待变,总能在诸葛亮的进攻面前保持不败的优势,并为后来晋室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在<三国演义>这部有强烈政治倾向性与理想色彩的书中的胜利,由此可以更加深悟小说创作与生活之错综复杂的关系.     

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

曹操与谋士的关系,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的一个层面,在魏、蜀、昊三方中表现最为复杂,其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整体可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扭曲形态,但也有前后期的差异。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戎。其演化轨迹是扭曲趋势愈演愈烈,光彩渐失。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还有人性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制约下,曹操与谋士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