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探究

社会整体利益不是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是可以生成的和应用的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与个人博弈基础上的共赢。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其面临着政府单一行政管理失效和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等现实困境。构建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需要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公民社会,各方利益主体合作参与决策制定,实现政府、个人与社会三方共赢。     

软法治理的迷失与归位——对政府规制中软法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呼唤政府规制的转型,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政府规制中推行软法治理。软法治理逐渐获得社会各方利益主体的认可,因为其适应了政府规制现状和公众参与的诉求以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尊重。软法治理的兴起值得弘扬,但前提在于对"软法"有着正确的认识,要从对形式软法的渴望转变为对实质软法的追求。因此从商谈立法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软法及软法治理的内涵。通过对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检索,我们发现被我国学界认同为"软法"的一些政府规制政策,实际上背离了软法的精神。而正确认识软法治理价值的前提在于对软法实质意义的尊重,即软法应该是以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福利为中心,在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政府规制的权力渊源。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浅析行政垄断规制中公众参与的引入

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在市场经济管理中不当运用行政权力来排除、限制、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极端情况。在行政垄断规制活动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打破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规制,进而有效打击和约束行政垄断。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已成为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考量标准之一。将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纳入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去,不仅关系到行政决策本身的合法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要与政府自身要求的提升、公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提高相契合。而过往理论界对于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模糊、缺乏明确系统的价值定位阻却公众参与行政决策长效化、制度化;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之应然定位中仍然存在着"程序性虚弱"的问题。回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中的价值定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多元主体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看作是选择和构建稳评主体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依据该理论,稳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公众、企业、专业机构、专家、媒体等,并可依据米切尔评分法对稳评利益相关者分类,构建稳评"利益相关者/维度"矩阵.基于此,中国稳评主体模式应该由当前政府一元治理逻辑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多元主体模式转型.然而,由于"政府主导"理念的束缚、第三方发展的滞后、公众参与制度阙如以及权责关系羁绊,导致稳评多元主体模式构建的利益相关者缺位.通过从"维稳"到"参与"的理念革新、第三方评估主体能力的提升和相关制度规范的制度建设,能够培育稳评利益相关者,建立稳评多元主体模式.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治理理念特别适用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它强调政府依靠公众的力量保护环境与生态和公众对政府环境管理的支持与监督.论述了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环境权利,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社会合作：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新视角

本文从社会合作视角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做出探究。社会合作已成为政府治理理念的新视角与新方向,这决定了政府治理要做到政府与公众,政府与民间组织、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积极培育与公众共同的价值观、积极开展公众反馈机制、积极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让公众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通过摆正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和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让民间组织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重构良好的政企关系让企业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柱。在多元共治中查漏补缺,提高治理能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体系。     

论服务行政对行政文化的诉求

行政体制改革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人类社会行政模式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统治行政、管制行政和服务行政。服务行政是行政模式的人性回归。服务行政的转换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制方面的调整改变,这种转换对行政文化也提出了直接的诉求。对于政府而言,服务行政是对政府责任在社会与公众服务方面的一种表述,在服务二字的背后,强调的是政府在社会与公众服务方面的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凸显的是政府的责任性。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服务行政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是相互对应的,作为公民或纳税人,他们要求自身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确实的实现和真实的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公平、公开就成了服务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构成了服务型行政文化的价值内涵和建构行政规制的依据。此外,追求管理效能,在管理效果上强调效率必须以公平的社会服务为前提。     

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之公众参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有其政治的和行政的理论基础，故随着政府绩效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公众也在发挥着其独特的参与作用。政府的公共性、公众作为政府工作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及公众参与的价值功能，使公众参与成为有效政府绩效评估的必然要求。同时，公众参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使其更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中国规制治理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改革模式

规制改革是当今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改革议题之一,成功的规制改革必须基于良好的治理原则与制度设计。中国的规制改革实践距离良好规制尚有一定距离,甚至出现规制改革偏离治理原则的典型悖论。为实现政府规制的良好治理,中国的规制改革应依据良好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政府规制多中心治理模式框架,为规制改革的有效性提供最终的制度保障。     

论环境规制中的结构性失衡——对中国环境规制失灵的一种理论解释

中国环境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规制中存在着三种结构性失衡:公众与企业在参与环境决策和诉讼中的失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在规制权力上的失衡;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在互相竞争中的失衡。欲解决此种现象,必须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法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建立环境公共利益的公众代表机制;加强责任行政制度,强化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责任;建立以环境价值评估为基础的生态赔偿与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