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与现代性

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所谓内卷化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乡村文化与现代化是异质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消灭农村、彻底城市化,也不可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放弃现代性取向,把乡村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来看,现代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与乡村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对立,在文化现代性框架中,乡村文化可以实现其性质与功能的转换。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问题与基本路径就是重塑乡村文化主体。     

超越政权与政治文化内卷化：民国后期浙江省新昌县宗族上诉案例探析

以往学者在讨论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的失控时,把问题归结为政权内卷化与文化内卷化,皆认为当时乡村文化没有出现质的变化。不过,笔者在浙江省新昌县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民国后期当地出现了女性要求享受男子一样的宗族权利现象,这是史无前例的惊人变化,显示了宗族在受到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压制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新文化的出现无法使得传统乡村政治获得新生。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农民合作视角下的乡村环境保护:合作化运动中晋东南的历史经验

乡村环境保护是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民合作的视角出发,基于20世纪50年代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丰富历史资料,来考察农民合作促进乡村环境保护的微观社会经济机制。这种微观机制,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合作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可以从原本内卷化的家庭农业中调配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从事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经由农民合作所形成的社区认同、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以及约束性的制度对乡村环境保护的持久激励。     

内卷化的权力及其微观分析

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收入的增加，黄宗智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内卷化现象。其后杜赞齐从国家权力扩张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坏，视其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统治权与权力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解释“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既有内涵；其次从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内卷化的成因主要在于个人偏离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目标的结论。     

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控制与权力异化

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权力更迭,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以恢复原有秩序、强化国家控制为主基调。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建构了农村两种统治力量,同时辅以对农会组织的渗透,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农村。但农村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国民政府推行的各种制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权威的盈利化和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民党的放任和退让最终削弱了自己在农村的政权基础。     

中国近代乡村文化的崩溃

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到了近代,随着士绅阶层逐渐移居城市而衰落。究其原因,除了列强的文化侵略、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因素外,还与科举制的废除造成的文化整合机制缺失,城市运动吸取了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源,国家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乡村文化资源流失等有关。     

值得关注的农村通婚圈缩小现象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国民的通婚范围总体看呈扩大趋势,但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的通婚圈却出现内卷化、缩小化迹象。通婚圈缩小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和负面的社会效应,应当深入研究和积极应对。     

论犯罪的进化

犯罪起源于原始社会,进化于文明社会。由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进化的状况不同,所以这些社会形态犯罪进化的状况有很大差别。犯罪之所以能不断进化,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于利益冲突的存在和加剧。在新形势下,伴随着文化的进化,犯罪进化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网络实名制的身份确认与制度演化

网络实名制是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而处于演进过程中的一种制度现象,其本质是将主体在网络中言行的权责利对应到现实中存在个体的身份确认机制。网络实名制的产生及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降低网络社会中的信息成本,其演进历程兼具自下而上式的诱致性以及自上而下式的强制性的特点。网络实名制归根结底只是一项制度工具,需要在网络社会管理制度演化的边际上,以合理的方式,建立相配套的法律、政策,以及技术机制,才能较好地发挥明晰权责利主体、维持网络社会运行秩序的作用。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现代性之批判:消费受控制的科层社会

现代性危机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被消费所控制和引导,人们为商品而迷狂,为体验消费而忘记质疑和批判.消费被全面地控制掩盖了社会矛盾,阻碍了人们正确认识社会;造就了一个恐怖主义社会,人们患上恐怖症;消费衍生出众多"次体系",它们难以构成对社会的一致反抗.列斐伏尔提倡对日常生活进行一种永恒的文化革命,这种革命要继承哲学传统,要担负起确认和阐释新的日常生活的责任,其目标是要建立一种都市主义.     

全球化·和谐社会·和谐文化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过程，也是观察分析文明文化发展的重要理论视角；和谐社会是以和谐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实质的文化形态。从全球化、和谐社会、和谐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全球化使文明在并存中互动，也使文明在互补中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和谐文化建设，要以全球化为基础，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契机；要弘扬和谐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导向；要以创新为关键，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动力。     

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当今社会是政府、市场（主要指市场中的企业）与第三部门三个空间的统一体。其中,第三部门（公民社会部门）的发展应该是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同时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使得第三部门的出现成为迫切的需要。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着博弈,而作为较优结果的合作无疑应该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即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应成为社会前进的“三驾马车”。     

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未来走向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有社会现象,农民工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通过对我国农民工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的分析,认为我国未来农民工政策的重点应从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创造公平、宽松环境逐步转向促进农民工向工人和城市市民的彻底转化。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理论与史实根据

鉴别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准是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世界上各国封建社会的类型和特点,互有区别和差异,但封建社会中封建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并非受"古典进化论"影响的结果.史实充分证明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历史阶段较长.对中国同欧洲、西亚及日本封建制社会的不同特点加以比较.     

大学之道在文化殖民?

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文化殖民化过程。大学这种精英层面文化的殖民化 ,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整个民族文化体系都有着十分深刻的侵蚀作用。大学教育的殖民化有其复杂的社会心理根源 ,泛滥的殖民心态和知识分子对文化增势的寻求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大学教育的去殖民化和社会文化去殖民化是相辅相成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本土生长”是其根本的出路     

中国文化演进中的亲子传承模式转换研究

玛格丽特.米德的理论表明,西方文化演进中的亲子传承模式经历了由传统社会的“前喻式”,向当代社会的“后喻式”的转换。但由于中西社会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的亲子传承模式尽管与西方社会都同样呈现为“前喻式”传承,但仍然表现为中国人身依附型的“前喻式”传承与西方人身独立型的“前喻式”传承的区别;中国当代社会的亲子传承模式则呈现为“互喻式”,而与西方当代社会的“后喻式”传承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