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经济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可行性与对策研究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设立,为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合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应成立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协调指导机构——关中—天水经济区高等教育委员会;合理配置区域合作资源要素,积极搭建关中—天水经济区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学习借鉴已有成功经验,积极创新关中—天水经济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模式;精心设计开发区域合作项目,努力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有效载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丰富区域教育合作内容;建立高等教育协作利益补偿和激励机制,引导关中—天水经济区高等教育合作区域顺利展开,以期实现关中-天水经济区高等教育的一体化。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才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关中-天水经济区要想达到预期目标,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理论也认为,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对于推动落后地区经济走向发达具有决定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区人才资源开发经验的总结,并结合关中—天水经济区独特的资源特点,尝试性地提出了关中—天水经济区人才资源开发战略。     

关中-天水经济区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测算与分析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获批,标志着＂大关中＂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战略推进阶段。选择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从业人员数为指标,根据城市流强度计算公式,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各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进行了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高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西安是经济区集聚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天水、咸阳,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低城市流强度值中心城市铜川、商洛、渭南、宝鸡、杨凌,是地方集聚和辐射中心。进而提出强化城市流的区域发展政策：建立合理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明确城市功能与产业定位,强化城市间分工与协作;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关-天经济区文化资源的价值认知

200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这一战略性的前瞻决策,给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再次深化带来了新一轮的活力,开辟了更为广阔、丰富的物质文化的有效视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关中-天水区域的地缘特性,本就属于华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位区,对已经开发和尚待开发的巨大的物质资源以及已经挖掘和需更多投向的精神文化资源的挖掘,就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聚焦点。本文就关中-天水经济区文化价值的认知;关中-天水经济区三种文化资源的认知;文化议政与政府文化决策的认知三个问题予以探讨。     

关于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几点思考

通过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出台所提供的机遇与不足.其次研究了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应抓住的几个重点:一是以西安为中心,对西安进行重新定位;二是以产业为依托,打造"关中-天水经济区"五大产业带;三是以<规划>为契机,进一步拓宽陕西南北经济大通道;四是以<规划>为指导,进一步明确成员城市所在省的发展战略;五是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树立泛关中城市群的概念;六是以机制创新为手段,解决人才瓶颈问题.最后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提出其发展趋势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大关中城市群"→"泛关中城市群"→"黄河中游三角经济区"→"黄河中游五角经济区".     

商业业态分化与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变迁——来自长沙的实证研究

长沙市作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之一,长期以来第三产业占据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商业的发展对长沙的城市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长沙市商业业态的分化历程及其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得出长沙市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演变基本规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城市发展历史、交通、城市规划政策、商业自身规律共同构成了商业空间结构的演变,长沙商业业态分化已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中心区商业空间逐渐向外疏解,传统商业中心面临升级与转型的压力。     

专业市场商棚资热潮

物以稀为贵。比起—般商铺、城市综合体等干篇一律的商业业态，专业市场以其独一无二的业态呈现热销势头，成为主题商业市场的新兴主力军。     

"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发展比较研究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国家重点建设区域.以"关-天"经济区内8城市为研究单元,借用因子比较和"同步-错位"诊断,对其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关-天"经济区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格局.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与收入、区位与收入以及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根据旅游资源与区住条件的不同组合,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存在"同步-错位"关系,8城市可划分为6种不同的类型,由于类型的不同今后旅游发展的方向与工作重点也有所不同.     

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中合作机制构建刍论

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必须协调好经济区与行政区的关系;关中-天水经济区合作的制度框架只能是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合作博弈;合作机制的实现,要有实施合作行为的制度环境和组织载体;关中-天水经济区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具有一定规范的、具有法律地位的区域合作组织来管理跨区域的事务.     

区域整体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及协调机制分析

通过对区域发展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认为我国长期的＂增长优先战略＂、城市和区域发展一直以城市为重心,带来区域以及城乡发展正显示出更加复杂的特性,面对正在发生的方向和结构上的变化,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形成区域整体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对象,评价了空间功能影响下的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并探讨了整体发展协调机制。丰富了区域发展科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体系,为促进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实现延安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对策思考

实现延安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要以富民为先为根本目的,以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南北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前提,以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为强劲动力,以化解采油权上收、退耕还林断补两大政策风险为重要保证,以构建延安创新体系为主要抓手,以加快产业培育、强化产业支撑为基本途径。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宪法确认确立的演变及其启示

如果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算起,新中国经济制度大体经历了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演变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政治、宪法的形式一经确认确立,政治、宪法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则。政治、宪法要准确客观地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不是其它。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的党,要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GDP主义、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GDP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考察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工具,但是仅凭GDP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状况,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探索建构GNH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GNH是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它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国民幸福为中心"。GNH指标体系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必须致力于制度基础变革:摒弃速度型发展战略思维,确立稳健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健全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弱化地方过度追求GDP的制度激励;减少宏观调控的行政色彩,有效提升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加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积极致力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全面改善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构建与市场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体制动力。     

西部欠发达地区空间发展战略探讨——以陕西南部区域发展为例

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其目前现实经济实力基础、经济发展内在要素的能量可能释放度、外部的环境条件利用能力以及区域经济空间的条件,将其纳入到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周边区域经济圈整体发展中,才能走上快速发展的通道。陕南区域经济空间发展战略要实施东进、南扩、北联区域联合与协作战略。短期内以建立汉中和安康为中心的汉江区域经济带为基本框架,促成陕南区域经济发展大开放格局。向南与成渝经济圈相融合,向东打通与华中大武汉经济圈的连接通道,向东和向南同时并进,实现与长江经济圈和成渝经济圈的对接。向北与陕西关中经济圈的紧密结合。通过向东、向南和向北的区域经济连接,在中远期实现并融入到成都、重庆和西安三大都市所形成的西部经济的“西三角”都市经济圈和向东融入到达武汉经济圈之中。其主导产业应以水、药和旅游等绿色产业为主导,尽快形成新型产业集群。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立法探讨

民族地区的发展实质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建设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才能健康、有序的进行。民族地区应针对其经济、政治、生态的个性化特征,构建最有利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     

以城市为主导统筹城乡、区域和谐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实际上是农村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然要向城市主导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就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应以城市为重点,推进城市化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在此基础上构筑城市经济圈,统筹区域发展。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应打破行政界限,顺其自然地构建城市经济圈,因市制宜地探索城市经济圈的发展道路,逐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城市为主导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经济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调整政府的职能。本文在分析发展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和借鉴东亚各国和地区政府干预经验的基础上 ,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内容     

国有经济规模的理论与实践

国有经济规模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内生决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规模先上升后下降;同时,市场机制越完善,国有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国有经济规模越大。研究表明,我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与这一趋势是基本吻合的。这启示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首先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将国有资产更多地配置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行业中去;西部要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国有经济规模,在大力发展效率高的非国有经济的同时,从战略调整国有经济的存量结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生态效率与生态福利制约下商品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协调发展

社会总生产是商品生产和生态生产的统一,社会总生产速度应是商品（或产品,即货物和劳务）生产速度与生态生产速度、生态效率的统一。经济增长的百分比,归根到底应取决于商品生产的生态成本增比、生态生产决定的生态财富增比和生态效率增比三个因素。两种生产平衡协调的目的和标准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要科学界定生态生产、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等概念。要把握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生态的均衡条件,社会生态可接受阈值,当前生态不平衡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生态约束条件,生态文明发展的条件,尤其是生态制约下商品经济最佳发展速度的基本均衡条件。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我国铁路、公路的空间分布以及它们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铁路、公路的空间分布差异极其吻合.为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大力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