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框架下国际投资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订与生效为背景

尽管《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内首次创建了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规则，但其亦使该区域内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越发复杂。经比较可知，在受约束的国家行为种类、投资仲裁的可援用性，以及投资待遇等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保护水平都因国家、因条约而异。应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完善，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废止此前签订的各项双边投资协议。     

论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兼论ICSID涉中国第一案

中国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4)条所做声明构成ICSID对涉中国案管辖权的条件之一。即使在1998年后中国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同意"全部投资争议可提交ICSID",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依旧受到限制。基于"一国两制"的现实,中国在投资条约实践中应明确香港澳门居民不适用中国双边投资条约。     

“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

构建完善的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是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的有力保障。现有的国内和国际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都有其内生局限性,从而使得在亚投行体系下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现有体系进行补充成为必要。而且,《亚投行协定》对亚投行的自身定位、宗旨和职能的相关规定不仅为这一“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决定了这一“构建”的基本路径将是对现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扬弃。     

对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投资协议中的角色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在20世纪80年代后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但绝大多数以双边投资条约和区域性多边投资条约的形式出现。至今真正称得上全球性国际投资条约的,只有《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的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寥寥几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看到现有全球性国际投资条约的缺陷日益明显。以WTO体制下的国际投资…     

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近年来,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案件逐渐增多,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规定投资争端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有关的国际法或东道国国内法等。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大多规定有投资争端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在具体条款例如东道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适用问题上仍需完善。     

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首先取决于仲裁管辖权的正当性。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历经换代更新后,对运用国际投资仲裁解决投资争端的接受度明显提升,这有助于扩张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执行范围。对于非ICSID项下的投资仲裁裁决,其在中国法院的执行难度要高于ICSID项下的仲裁裁决,这主要是基于相应规范基础的缺失。中国在加入《华盛顿公约》的同时向ICSID发送了一份限制可仲裁事项的通知,该项通知并不构成中国承认与执行投资仲裁裁决的障碍。中国政府与投资者对国际仲裁程序的参与度不高,且中国内地所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不适用港澳特区,这将限制相应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     

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现状与前景

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的现状不利于需要国际法保护的中非投资。随着中非经济合作的主要范式由经济援助转变为贸易和投资,以及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转型和现代化,更新和缔结新的中非双边投资条约应成为中国政府非洲投资政策的重要内容。中非双边投资条约需要更为有效和平衡,尤其要考虑中国保护非洲投资的迫切需要以及非洲国家保护特殊利益的现实要求,最佳模式应是在南南合作理念的基础上平衡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规制空间。中非投资法律关系的区域化或多边化,也是双边投资条约之外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我国的经济贸易对策——以江苏省为视角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10国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之后我国与东盟又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双方将签署投资协议。目前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我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不少。笔者以江苏为视角分析了我国与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经贸政策与法律、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科研教育部门等方面的应对之策。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为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利益,在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要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应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合格投资以及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双边投资条约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分析——以ICSID管辖案件范围为例

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投资条约允许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仲裁方式解决,并突破了"限于征收补偿额争议"的声明范围.鉴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投资状况,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双边投资条约应借鉴中俄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条款加以修订.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基础、前景和挑战

为探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能够释放多大的发展潜力,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订背景和中国外资结构进行分析,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前景和挑战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出地和外资流入国,双边投资的潜力巨大,《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方面作出规定,有利于中国加快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形成更为有效的全面开放格局,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革新,形成规模经济,以开放促进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构建以我为主、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有助于欧盟构建中欧双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关系,平衡双方的投资和贸易关系,使欧盟国家企业业务更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增强中欧的政治互信,减轻了欧盟国家面临的“美国冲击”。面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影响,中国需要稳步推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规定,表明自身态度,加快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研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政府保险或国家保险,实际上是国家这一政治主体以"法人"商主体的形式,使因海外投资引起的政治或外交冲突得以通过经济途径加以解决的制度设计.各主要资本输出国已相继建立了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期保护本国海外投资,提高对东道国政治风险的防范能力.     

论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它在鼓励和保护本国海外投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 ,实践中对海外投资的保护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因此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及其对我国外资法的影响

分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关键条款,考察其在WTO下的运作情形,进而探讨它将对我国外资法律政策的影响。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研究

本文提出 ,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设 ,应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性与功能为前提 ,在此基础上探讨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机构、保险范围等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

在对两种类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法理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并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具体设议。     

境外投资和境外投资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境外投资必须依靠健全的境外投资保护制度。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存在缺乏统一的境外投资立法,境外投资保护制度覆盖面狭窄等诸多不足。为推动我国境外投资的发展,我国应建立统一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完善投资保险制度,建立境外投资企业鼓励和服务制度。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

近来我国几大能源企业多次进行海外能源直接投资,然而从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来看,能源投资领域属于政治风险高发领域,我国的几大能源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在对外投资中遭受到严重的政治风险。中国能源企业自身应该采取一些法律措施以防范政治风险。具体的措施包括:采用不同的能源投资形式、投保海外投资保险、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仲裁。     

陇东老区投资环境分析研究

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招商引资的水平和规模,优化投资环境是对外开放的基础性工作。陇东老区的投资环境和建设环境,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和缺陷,因此,发挥优势,弥补不足,是优化对外开放环境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