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美国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以自治、服务、责任、理性为基本原则。它主要不是依赖政府，而是依赖社区公民、公共服务企业以及公共服务组织的参与。美国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市场化、社区治理组织化、社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美国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角色、培养现代公民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     

参与型政府视阀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参与型政府的兴起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对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国社区NGO发展现状与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善治"描绘的是国家与公民个体对社会管理水平的良好期待,即实现有效治理。单中心秩序模式的超负荷运作呼唤新的制度设计,善治语境下的社会管理体制更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治理。社区NGO在吸纳散居社会个体、搭建国家-社会互动平台的基础上随之成为治理主体一极。多极非均势治理主体的复杂博弈同样引发一系列问题:主体权力边界模糊、自治力量分化、社会网络空间缺失、治理主体单一、信任危机频发,治理模式下的社区NGO困难重重。社会资本理论在摒弃纯粹理性经济范式的基础上突出了对沟通文化的考量,其所倡导的网络、合作、信任等范式也为走出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路径。     

“元治理”视角下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单一的旅游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全域旅游表现出的全局性、衔接性、带动性、整合性和共享性要求,只有多种旅游治理模式间发挥协调互补功能,才能适应全域旅游发展要求。如何促进多种治理模式实现有效的混合应用,成为旅游治理体制构建的新议题,即如何实现治理中的善治模式,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急需突破的时代任务。"元治理"理论导向的旅游治理体制构建,就是建设与全域旅游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即要明确政府在"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加强旅游法制完善与实施、强化旅游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配置、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以及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借力优质景区建设助推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及其应用

在追溯国外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轨迹和国内服务型政府的研究现状、依据新公共服务理论和顾客价值理论、分析公共服务的公民价值内涵及其实现过程而建立的面向公民价值的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功能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感知代价四个维度,共45个具体指标.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基于公民价值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既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从而建立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提升的长效保证机制,又可以帮助各级政府真正理解公民的价值需求,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推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论层面的一个大跃升。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治理的内涵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对改进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选择。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应从政府、社会、公民三种角度入手,即建立廉价服务型政府,重建政府信任;社会力量的自我革新;一种价值文化的重新树立。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迈向多元共治：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运行——大理州青训营的个案考察

以青训营为案例,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探寻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如何通过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运行实现多元共治。研究认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是多元共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基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以公共利益凝聚共识,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吸纳多元主体,绘制网络结构;依托公共体育场馆构筑集体行动公共空间;通过政府机制引领兜底、利益共享机制激励聚合,以及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促成多元主体集体行动持续开展。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为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转型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论治安管理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观念认为,治安管理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治权威在维护社会秩序工作中的体现,政府警察机构是承担这一职能的主体。然而,我国近年来和西方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治安管理实践表明,治安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他社会治安组织与政府警察机构合作、互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究其原因,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也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PPP项目控制权的实际配置,但鲜有学者量化分析关系治理与控制权的关系。开发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量表收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关系治理、控制权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和承诺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整体上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并恪守承诺有助于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提升项目绩效。（2）合作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沟通与社会资本的产品（服务）定价、特许经营期和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通过协调合作、密切沟通,提升项目绩效的关键路径并不是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私双方的信任、承诺、合作和沟通的关系情景,动态调整授让给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结构,以便有效发挥关系治理和控制权配置协同改善PPP项目绩效的作用。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基于SNA的公共服务供给中群团组织合作新模式

合作供给是当代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趋势,群团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是其自身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情境下构建多元供给机制的关键。为此,本文收集22个群团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合作关系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从网络粘性等3个维度对合作网络结构进行了测度,基于测度结果和案例分析,归纳出群团组织合作的4种模式。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供给中群团组织的合作网络粘性适中,各主体在合作网络中所处位置呈“两极分化”特点,党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群团组织共同参与是当前最主要的合作模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给出了建立公共服务清单、构建信息交流平台等政策建议。     

虚拟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作用、影响及应对

信息时代下的人类社会,已经嬗变为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二重化社会结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将虚拟社会作为其发展壮大的组织载体,在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高政府网络危机化解的有效性、增加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覆盖的全面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它也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形成了影响与冲击,成为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应当从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进行思考,通过管理制度的创新与供给、正确处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强虚拟社交领域的管理、营造高质量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等途径加以应对,最终促使非政府组织真正在虚拟社会中体现出它的社会效益。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促进农民增收

促进农民增收是新时期政府主要任务之一。滞后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既具有强大的优势又具有重要的责任。因此,加强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是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和"善治"理论而进行的公共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