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文章分类学"系统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其对南北朝及以前的重要文学作品和文章做了系统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上看,刘勰吸收了挚虞等前人"文体论"的学术成果,继承了向、歆、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文心雕龙》以文章分类学和文体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以"圣言"为第一层次,以经书、纬书、骚体为第二层次,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等二十余种文类文体为第三层次的"金字塔"式分类系统;从方法论上看,其通过"以本统末"、体用合一的"体用论"等研究方法揭示各类文类文体生成、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     

中国古代辨体批评论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从魏晋时期开始注重对对象的文体进行辨体批评,包括对文体的分辨、归类、比较;文体特征的认识;文体风格的判断和确定。这种对文体形式的批评集中体现在对文与笔、韵文与散文、诗与词、文与史的比较辨析中,既由此而形成了文体论,又由此而指导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和一大特色     

本体、文体与主体：黄庭坚的词学理论

本体论、文体论、主体论构成黄庭坚的词学理论。在词之根本上,黄庭坚提出词为“诗之流”的词学观,认为词是诗歌的分支、流衍,本质上与诗歌一致;在词的体式上,持长短句说,即词的句式长短不齐,而非近体格律诗的齐言句;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黄庭坚认为词是合乐可歌的。黄庭坚的词体论,表现为诗赋之间的文体定位、“道人意中事”的抒情性、以“清丽”为词美之标准、“体物浏亮”的形象描写。黄庭坚的词学主体论,包含三个层面：读书深思,有自己独立见解,不取媚于世;人格高逸脱俗,不依傍权贵求取功名富贵;有超凡的文学表现能力和独立的文学标准,不受世俗左右。与苏轼、秦观、陈师道、李之仪较为单线式相对明晰的词学思想、词学观相比,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词论最丰富、词学观最复杂,也是最具时代性的一位词学家。     

《文通》与明代文体学

《文通》充分体现了明代文体学集大成与新开拓并举的特色。此书文体分类之细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文体论上也多有创新,主要表现在对前人没有立目的文体,一一考察其体性特征、源流演变等,对前人已立目论析的文体,在继承传统观点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其在当代的发展和变化。此外,经义在《文通》的文体谱系中得以立目,使这一重要但充满争议的文体,首次在文体论专著中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也特别值得表彰。     

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现代译诗不仅在中国新诗理论先行的情况下率先实验了新诗的文体主张,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历史上不断地验证并完善了中国新诗的文体观念。从语言、音律、形式以及风格等方面考察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文学现象发生的原因,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     

唐代科举考试用“论”考

论是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科举考试用论,是与论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唐代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考察论体发展、演进的轨迹可知,论体讲究逻辑与思辨,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这是论体被选为科举文体的内在原因。初唐后期,论开始应用于进士科考试,但不固定使用。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剧变,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当代诗歌:从抒情到讲述

诗歌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类型,其文体规范的根本特征是语言。据此勾画出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应该是:由抒情到讲述,即由歌唱式到说话式。回顾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诗歌文体的演进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这就是保持和增强诗的抒情性,从中国古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概莫如是。本世纪最后十年,诗的语言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抒情性明显减弱,叙述性话语开始加强,但是,当诗歌由抒情消解为平面的讲述时,诗歌还存在吗?     

唐代科举考试用“论”考

论是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科举考试用论,是与论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唐代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考察论体发展、演进的轨迹可知,论体讲究逻辑与思辨,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这是论体被选为科举文体的内在原因.初唐后期,论开始应用于进士科考试,但不固定使用.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剧变,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

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试论《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特色

<文心雕龙>上编文体立足于文体甄别,融文学史、文学批评、创作理论为一体,史论结合,同类相较,体例严谨细密,为文体论的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诗余”说在明代的流行与新变

诗余说虽出现在宋代,但由名转实则在明代,并在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呈现新义,或追溯其源头到六朝乐府,或标榜其言情的特质。诗余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诗本位论,以诗的标准权衡词的得失,在明末清初人们认识到词并非诗的取代文体后,强调它在形式上与诗稍有差异,在内容上并无太大变化,因此以诗余界定"词"已无必要。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二是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三是体现在研究专著中。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文体分类的问题,具体文体风格特点研究,＂文本于经＂的观点,＂文＂＂笔＂之争,古文和骈文之争,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自1949年至1980年,文体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而1980年之后,文体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体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在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其考察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纷繁广博,是一般文体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四库全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总目》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并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诗诗":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而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这种批评文体由于借用诗的文体形式和比兴象征等艺术表现方法来品评诗人诗作,因而在点破诗学要妙、总结诗学规律的同时,具有浓郁的诗性意味。但是,从根本上决定“论诗诗”之诗性特质的则是诗论家有意择取的与逻辑推论、抽象言说相悖的直觉象征型思维方式。“论诗诗”的形成,从客观上看,是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之“文学”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使然;从主观上看,则是中国古代诗评家一身二任的特殊身分所致。在理论界普遍不满中国文论“失语”的今天,“论诗诗”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理应经过更新和重铸而整合到我们当今的文学批评体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