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个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大家。一、行政规章存在的必要性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都是为了贯彻、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决策和法律。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决策和法律都是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行政行为既包括基层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也     

论加强人大财政立法权和财政监督权

财政权力是行政权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由于行政权固有的扩张性和自由裁量性,财政权力要接受必要的限制和监督.和西方议会制度相比,我国的权力机关对财政权的监督力有限,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权力机关在立法中的作用,加强权力机关的财政立法权和监督权.我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人大可以对财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权力机关要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强化对财政权的监督,通过个案监督审查财政许可行为.     

依职权撤销违法负担行为的法律规制——以[2005]泸行终字第360号判决为研究对象

尽管负担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相对人而言颇为不利,但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亦存在损及私权利的可能性。故不得笼统地赋予行政机关撤销负担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即便是撤销负担行政行为也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之上,且正视相对人可能遭受的利益损害,平衡公共利益与私权利。     

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的许可行为 ,法院撤销该行为并不能自然恢复原告应当享有的许可权益。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方式存在局限性 ,单纯的撤销判决无法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履行判决不适用于多数许可案件。为此 ,法院应当对许可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院意图重新作出许可行为 ,其作用在于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行为 ,弥补现行判决方式之不足     

论行政行为撤销的限制

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对瑕疵行政行为予以补救,维护法律纯洁性,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但是,行政行为的撤销也会对法律秩序的安定性、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和公共利益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并非所有的瑕疵行政行为均应撤销,而必须对行政行为的撤销加以限制.具体而言,可以考虑从信赖利益保护、禁止为不利变更以及撤销的时间、程序等方面予以控制,以保持各项利益和价值的平衡.     

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行政权力社会化、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授权的立法和研究。学界对行政授权的概念、性质、依据、法律后果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我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属性,并明确规定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范围、具体程序和授权机关的授权担保责任;应当在行政复议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在行政授权法律关系中的的复议机关地位;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对被授权机关行使所授职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     

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是预防性行政诉讼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具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诉讼制度。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体现为双重预防性,容许性体现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需要在启动要件、举证责任、适用范围、与诉前程序调适、与暂时法律保护措施对接等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规则。     

浅谈行政执法的合法要件

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执法,行政执法是其行政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叫行政执法呢?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的规定,对相对人或相对标的物采取的具体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或存在状态.或者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或相对标的物的存在状态直接进行监督检查的行政行为。它是保证法律、法规实施的直接管理行为。     

论行政诉讼重作判决之价值与适用条件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是撤销判决的辅助判决,我国《行政诉讼法》对其有明确规定,但未明确其适用条件。重作判决的适用有利于全面实现撤销判决的实效性和维护客观法秩序。重作判决的适用条件应包括:存在撤销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问题应当重新处理,被告对应当重新处理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定管辖权,被告能够依职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关于行政立法主体补白

行政立法主体,不仅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机关,还应当包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其他行政机关。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而且有必要把某些立法权授予其他行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依授权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质上就是一种立法行为。认识和肯定这种行政立法主体是必要的。     

羁束行政行为中滥用职权的表现及规制

长久以来,滥用职权被认为只能发生在裁量行政行为的领域当中,其原因在于:只有裁量行政行为当中存在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在羁束行政行为当中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被予以排除,没有权力滥用的可能。但是由于受法律文本表达所限和行政任务的日趋复杂,对于某些羁束行政行为来说,从事实认定到最终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或多个环节中存在着行政机关的主观意志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行政机关以羁束行政行为已经排除其主观意志为由,从而过度或者胡乱使用职权,将会造成行政职权实质上的滥用。因此,对于羁束行政领域中的滥用职权,同样需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如提升行政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等,以避免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理念与实践

在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中,行政强制决定或裁定的最终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在台湾地区,1998年的改革也使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单一化,司法机关不再行使强制执行权。中国内地的行政强制执行依旧是双主体制。司法机关行使执行权不仅不符合司法权的秉性,而且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行政权的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效益性和时效性。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法律分析——以水污染治理为例

首先探讨了环境行政监管权力的两种来源。然后在区分环境政策和法律,以及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基础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机构建设、功能定位和职权配置问题。     

论公证行为可诉性

公证处按其性质是准行政机关,属于行政主体,把公证机关改制为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法律赋予了公证权的事业单位是合适的,可以解决实践中和理论界对公证处的性质定位不清的长期难题;将当事人对公证处的公证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显然非常合适,符合行政诉讼立法目的     

浅议行政垄断的危害性——兼议行政垄断应受规制的必要性

行政垄断应当受到规制。国家凭借其权力在某些领域实行垄断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然而若是行政机关凭借其行政权力所产生的垄断则是不合法。首先,从行政垄断的概念来看,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合法的因素;而我国对于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则相对欠缺,这也是其危害性得以发挥的关键因素;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以成本收益进行分析,行政垄断的危害也是巨大的。     

行政抽象命令的检察监督

行政抽象命令不属于法律的渊源 ,但对行政管理、行政复议以及行政审判的意义不容忽视 , 它的存在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公共服务的加强 ,行政权也会呈现出扩张的态势 ,行政抽象命令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包括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权益的侵夺 ,以及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导致公权力的失控和滥用 ,从而使行政抽象命令的外部监督成为一个现实的议题。基于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抽象命令监督的非专门性和非职业性 ,法院对行政抽象命令的司法审查作用又十分有限 ,因此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根据宪法、法律的定位 ,应当履行对行政抽象命令的法律监督职责 ,以克服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局限性 ,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衡。     

地方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其反思——以湖北省为例

地方立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权力机关缺乏必要权威、政治生活中的行政主导模式以及公众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自觉等因素,地方立法存在僭越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模糊、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立法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机关立法主导丧失等问题。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应最终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