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的认知叙事学阐释

在阐明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心理叙事、内心独白和心灵对话、多重聚焦、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交织等叙事特色的基础上,利用了一个基于及物性分析理论和文本世界理论的认知叙事学理论框架对小说的以上叙事特色进行分析,发现及物性分析确定叙述对象,叙述者角色是理解内心独白和心灵对话的线索,文本世界指示转移和心理时间引发的文本世界套层和转移是读者与文本互动的关键,为意识流作品读者阅读过程的认知做出了新尝试。     

论小说叙述者的唯一性

在小说文本中,小说的作者、隐含作者以及人物不可能成为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者是处在小说文本的话语层面上,对文本中的故事进行叙述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篇具体的小说中只存在一个叙述者,具有唯一性这一特点。     

《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浅谈小说的叙事角度

在传统的写作理论中,小说中的人称仅指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也就是用什么身份、什么口气来说话。这样,如何运用人称似乎完全取决于作者的选择。随着小说文本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人称的内涵不像传统写作理论所界定的那么简单,其实,如何运用人称是小说创作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技巧,它要解决的是小说作者、故事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他们和读者的关系。人称运用得恰当与否,决定着作品的成败。为此,本文从小说创作中人称运用的三种基本类型: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纯客观叙事出发,主要结合蒋韵等人的作品,阐述了小说人称运用的技巧特点,希望能够纠正人们对小说人称的传统看法。     

话语和话语情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话语层次

Booth认为在实际读者和文本之间有隐含读者,在文本和实际作者之间有隐含作者。Leech和Short认为小说中有四个层层嵌入的话语层次起作用:作者和读者,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对话者,以及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话语层次。福克纳在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自由灵活利用四个话语层次,对读者进行告知和引导,实现了Leech和Short提出的观点:作者不仅要告知读者一个特定的小说或故事,与读者建立"亲近"的关系,也要树立作者本人的观点,让小说的内容得到正确的理解。     

逃离与困守：析《骨》中隐无和类我形象的共同指向

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成名作《骨》是新唐人街叙事,叙述者以局内人的视角以探寻妹妹安娜的死因为主线讲述自己家族的故事。本文借助台湾学者“隐无”理论和社会学家彼得·邝的研究成果分析探讨小说中的潜在文本。与此相关联,本文还借助卡尔·米勒的“类我”学说分析了小说中两种类我关系,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参照,“逃离”是文本中三姐妹相同的选择,而三姐妹急欲逃离的正是潜在文本分析中揭示的生活现实。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 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     

论《A.P.》之“迷”的叙事策略

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我们似乎耳熟能详的家庭故事,但因为作者采用了多种叙述方法来描述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各自的、尤其是父亲与另一女子的一段感情瓜葛,使故事充满神秘和悬疑。本文以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关于叙述视角的观点为基础,对作品的叙述者和叙事眼光进行分析,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其编排精巧的对话及作者对文本细节的独特表现手法。     

话语交流视域下的叙事声音类型论

叙事的话语交流属性肯定了读者在叙事中的意义建构功能。读者意识作为联结世界、叙事与阅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者对自我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设定,从而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从强调作者权威的直陈,经历婉曲的讽刺、悖逆的反讽,到意义游移的含混叙事,作者的位置不断下移直至退出文本,读者的主体地位从无到有乃至成为意义的最终裁决者,体现了叙事交流意识的强化轨迹和读者意识对叙事声音的强大影响力。     

女性主义眼光下的《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是一部男性话语的叙事作品,小说中一些女性人物形象,在叙述者菲勒斯中心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或祭品。而以往的评论者却忽视了作者这一价值观对女性人物所造成的戕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面临着三大问题：“性”与“爱”的分离、身份缺失以及“阴茎羡慕”。     

小说叙述者性别特征分析

性别特征是小说叙述者的重要特征之一。然而，当前的叙事理论研究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则试图从小说叙述者的呈现方式、话语动态形式及其作为反对话语这三个方面，具体剖析小说叙述者的性别特征及其对于叙事文本语法层和语义层的重要影响。文章作者参照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又力图超越这一层面，因此，文章立足于叙事文本的本体而进行的多层面的探讨，最终期待能够丰富与完善当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叙事理论的建构与探索。     

莫言与马尔克斯：跨文化的神话叙事

莫言小说中的民间传说与鬼神故事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而马尔克斯借助于印第安神话所传达的拉美叙事,与莫言实质上形成对话。文章从神话叙事的传统模式差异、叙事话语的艺术形式与神话哲学的表达三个层次,从不同的话语结构,深入分析构成两者对话的文本特性,以期将莫言作品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     

话本小说叙事模式述论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 ,对话本小说“拟书场”的特殊叙事模式进行了总结。指出话本小说以模拟的说书人为特殊的叙述者 ,以假想的听众为程式化的叙述接受者 ,而固定的叙述者声音与全知的叙述者眼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视角方式     

两种角色 各显神通——浅析《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我”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我”,在作品中担当了两种角色,既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也是小说故事的叙述者。“我”进入作品形象体系,主要作用是便于抒情,增强小说的真实感,扩大作品的容量。叙述者“我”,具有明确的读者观念。叙述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并直接向读者呼话。这种方式既增强了小说画面的清晰度又使读者与作品的情景拉开一定的距离,使读者感到亲切。     

游走的视角——解读《五号屠场》的叙述者

《五号屠场》是一部富于思想又精于艺术的非凡之作,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述主体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影响着读者对小说的解读,也引导着读者对小说作者的理解。本文拟从叙述者角度解读该小说,从而更深刻地领悟作品的寓意。     

不可靠叙述:《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的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其短篇小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对重要情节的省略、空缺以及含混的叙述,造成了叙事和文体层面上的不可靠。作者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技巧,邀请读者与文本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积极互动,以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彰显人物性格的异化。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叙述者"我"的深刻影响,深化了小说主旨,于冷静疏离的叙述中,展现出生活中荒谬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