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研究答客问

一、域外汉籍的定义是什么?它的研究范围有哪些?所谓“汉籍”,就是以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成的文献,而“域外”则指禹域(也就是中国)之外,所以“域外汉籍”指的是存在于中国之外的用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具体说来,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这些人     

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

域外汉籍,主要指域外所藏中国古籍(包括域外刻本)以及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典籍,数量巨大,蕴藏丰富,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随着汉文化整体观的逐步形成,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2000年3月,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揭开了新世纪中国域外汉籍研究的序幕.     

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

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存佚与研究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以及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本土文献;不仅要对汉籍具体的个案问题进行研究,更要对汉籍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对汉籍域外传播的规模、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和汉文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定量研究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以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渊源,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汉籍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它是建构汉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把握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文化联系,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一种新尝试。     

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

“汉文学”为“汉文典籍之学”,尤其指中国典籍传播区域的域外汉文典籍。以阅读域外人士创作的汉文遗产。探寻其中国因素,考察其民族特色,并从中发掘裨益于国学研究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对域外汉文典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其二、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其三、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古代日本何时开始自觉地去学习汉文化和汉字?日本古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两则记录马与汉籍的故事,为我们还原了汉文化圈形成的一个基本模式--汉文化之早期传播往往是与实用技术结合在一起的,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实用汉文典籍与其所记录的先进技术一起首先进入了中国的周边区域,让没有文字的周边民族产生了对汉字文明的憧憬;随后以<论语>为嚆矢,中国古代的思想也迅速地在这些周边地区得到深入传播,渐次形成了一个以汉籍为载体的汉文化圈.     

“华外汉籍”及其文献系统刍议

域外汉籍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华域之外的汉籍究竟如何来命名,其内涵与外延究竟如何界定,学界的意见不一.作者在前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华外汉籍”的概念,并通过“外刻外著汉籍”、“华刻外著汉籍”、“外刻华著汉籍”、“海外古籍佚书”、“汉外籍合璧本”五大板块,讨论了作为华域之外汉籍的文献系统,在此基础上简要讨论了其价值和意义.     

域外深耕抉新景——读《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从域外汉籍切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的《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以宋代文学为例,基于文献,立于文学,兴于文化,将宋代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中加以关照,来展现域外汉籍在东亚社会的影响与接受及其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考辨精详,解读细腻,发现中发明,求新中求真,为宋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风景。     

明末清初汉籍西译及中学西传

明末清初时期汉籍外译的主要特点是西译的汉籍以中国古代典籍为主、译本的选择随意性强、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翻译形式多样化。西译的汉籍可分为古典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几类。此时传入西方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籍外译对民族典籍英译之借鉴

在中国翻译史上,汉籍外译因其翻译的语境化、文化个性的保持和明确的目标读者而衍生出相应的翻译模式和策略。文章梳理这些模式与策略,并从符合时代特征的译作选择、与时代语境相适应的翻译策略、原作民族基本价值的传递、以读者为指归的调控等几个方面,考察了汉籍外译模式和策略对于我国民族典籍英译的借鉴作用。     

域外汉籍中所见宋代江西诗派新资料及其价值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中25位诗人有一半以上没有文集存世,有些诗人仅有数首诗歌存世,但在域外汉籍中还保存着不少的江西诗派新资料,如《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中有2位江西诗人的佚诗,《续新编分类诸家诗集》则有11位诗人的29首佚诗,为近年来发现的最大宗的江西诗派佚诗。域外汉籍除了有巨大的辑佚价值外,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联珠诗格》对人选的诗歌都有编者蔡正孙的评点,可与同时代方回《瀛奎律髓》评点及刘辰翁的诗歌评点相并观。《联珠诗格》有朝鲜学者徐居正等人的《增注》,这些注释既释事又释意,是东亚学术史上最早的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之作。日本汉籍宇都宫由的《锦绣段详注》及月舟寿桂《续锦绣段抄》中有十数首江西诗派诗歌的注释,注释详而精审。总之,这些域外汉籍中所见的江湖诗人新资料,可以丰富人们对江西诗派的认知。     

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回顾与展望

少数民族的典籍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国家和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少相关研究项目得到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众多优秀的民族典籍如藏族格言诗、蒙古族《江格尔》及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并出版发行。在国家相关部门、学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民族典籍翻译与研究获得更多保障。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读经书"和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汉语现代化

目前,中小学生课上、课余读经书的热潮似乎很高,这在教材编写和学业测评中都有一些体现.为什么要读经书,读哪些经书,如何正确对待"读经书"现象,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将使汉语语文教育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背离汉语现代化的目标,影响现代汉语健康发展,削弱现代汉语在现代语言生活中的工具性功能.     

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典籍英译:问题与对策

典籍英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重大意义。但是 ,目前我国典籍英译工作存在诸多问题 ,如缺乏计划性和组织性、人才缺乏、分散且后继乏人等 ,解决这些问题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 ,如建立典籍英译研究会、建立博士点、设立研究基金、设立奖项、扶持有关图书出口等。     

国学与西学:中西古典学的人文价值反思

国学与西学的思想资源都在各自的古典学,但中西古典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古典学重视小学传统与文献学传统,相对轻视了人文思想的阐扬与发掘.西方古典学以语言学为基础,非常注重希腊罗马人文思想的发掘与理解.中国古典学的转向与弘扬,应致力于以语言学为基础,去发掘先秦思想传统中人道精神的内在价值.构建文明的人文精神,应成为中国古典学解释的中心任务.     

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无常思想的差异

感叹人生无常是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无常意味着灾难,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生离死别。中日两国古典文学对于“灾难”的起因和“生死”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用儒家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无常是社会的各种弊端造成的,而后者则用佛教思想来解释“灾难”的原因,即灾难是无常世界本身造成的。对于“生死”,中国古代文人“忧生”,日本古代文人“崇死”。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

经学视域下中国文论关键词之词根性考察可分为三大步骤:一是依据传世的五经文本并参照出土的卜辞金文,辨析并厘定关键词之原初释义;二是检阅后经典时代以汉学诂训和宋学章句为代表的经义疏证,梳理并勘订关键词之经学解诠;三是勾连从经部到集部的文献通道,识鉴关键词之经义根性在集部之诗文评中的诗性绽放。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经学视域,对于关键词理论谱系之建构和关键词诠解路径及方法之新创,均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