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略论汉代碑文之碑额题尊

碑文由碑额、碑序、碑铭三部分组成,其中碑额即碑文的首行。历代所书写碑额的方法很不相同, 汉代碑额是书写碑主所任官职中最尊贵的官职,南北朝时期碑额就比较混乱了,而唐代碑额是书写碑主所任官职中最后的官职。这些方法的运用与当时的特定时代有很大关系。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古代突厥文 《苏吉碑》新释

《苏吉碑》属于墓志铭类铭文,其写作体系与叶尼塞河流域黠7斯碑铭有所不同。全文采用交叉韵形式。从碑文的书写特点、语法规则以及长度来看,创作者和书写者非常了解古突厥语。《苏吉碑》第一句可译为:我为追赶药罗葛汗来到回纥之地,从所述事件推测文献的创作时间应为公元845年前后。yarγan应是后突厥核心部族三旗突厥人或鞑靼人,而不是学者们所说的黠7斯之子。文献第7、9行后半句的mar、marmna中,mar应源自叙利亚语mār,意为师傅,通常指摩尼教传播者。这也体现yarγan是摩尼教徒。文献第4、5、6行描绘yarγan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借以炫耀自己的声名。     

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

墓志铭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墓志铭并不完整,留有不少空格,且信息量有缺有失,有待上石填写.在从纸上进入石上的过程中,志主及其先世名讳得到填写,其先世事迹被完善,志主本人事迹得到增补修正,其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得到具体交代,最终完成墓志铭的文本生产.但同时,一些事迹被掩盖遮蔽,撰写者的评价遭到篡改,并因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一些改变.墓志铭畸形的商品化,包括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铭的产业化、商品化使得"谀墓文"大量出现,而一些撰写者不得不接受墓志铭丧家被篡改的事实.考察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生产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四是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改变,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的价值.     

契丹文典故“人生七十古来稀”

现已发表的契丹小字《耶律详稳墓志》主人与新近发现的契丹小字《耶律太师墓志铭》主人具有父子关系。后者所见一条契丹文典故,可能出自著名诗人杜甫的"曲江二首"中之"人生七十古来稀"。通过这条典故的解读,可以探究有关契丹语动词附加成分,并可释读表示"稀"、"谓"等契丹小字。     

教养取任——王安石人才培养思想研究

王安石的变法涵涉诸多方面,而其注重对人才培养作为其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王安石重视人才储备,提出"教、养、取、任"的人才培养观,同时在变法活动中大力倡导兴学校、"一道德"、改科举,为其变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

元好问的碑志文,收入《元好问全集》的共99篇,以传主身份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名臣、名将、良吏、名士、僧道、其他等6类.在碑志文的创作中,元好问结合传主的身份,撷取人物生平行状事迹的主要方面详细描摹刻画,突出了人物值得颂扬的品行才学和成就建树,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元代墓志校读札记

墓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的宝贵语料。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墓志在校点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选取元代墓志为例，通过比照拓片，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等方法，对其中的校点可商之处进行考辨，以还原墓志之原貌，促进墓志文献的研读。     

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

欧阳修碑志文多用"史汉之法",王安石碑志文却与叙事手法复杂、笔端饱含情感的"史汉之法"保持了一定距离。王安石的心力所注,往往不在叙事的精彩,而在于议论的精警。欧阳修碑志和"史汉风神"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法,凸显要描写的这位墓主;而王安石的方式则是通过议论,将主人公的形象提炼、深化,他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这一个人的显扬,而在于发掘他背后这一类人物的共性,继而弘扬这类人物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这正是王安石碑志不同于"史汉之法"和"史汉风神"的特殊性所在。     

遗山碑志文叙事艺术探析

遗山碑志文以记叙事情为依托刻画人物，每一篇碑志文都是一篇成功的人物传记。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多角度叙事手法，撷取传主个性特征的主要方面品议人物；选择典型的材料，详略得当地品题人物，叙写事情；在叙事的同时，辅之以议论，出语精警，见解独到，议论和叙述紧密结合而互相印证；选取具有奇异色彩的传说状写人物，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

碑志文源于先秦,多用于殡葬礼俗。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最终呈现出正体、变体两种形式,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碑志文正、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其区别在于体例格式、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     

王维、李商隐碑铭文比较刍议

王维与李商隐都是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都以诗歌著名，而他们包括碑铭文在内的骈文，同样超群拔萃。总体上说，二家碑铭各具面貌，王维臻于雅而商隐偏于华，是唐代碑铭文的两种范式。然二家也有相近之处，即入世儒宦之碑铭雅韵古朴，出世僧道之碑铭华辞流荡。     

从碑志文看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念

金元之际的文雄和社会、文化活动家元好问,倚借良好的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全面接受了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价值观念体系。政治、社会价值观是其价值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元好问的政治、社会价值观主要包括强调君权的绝对性、以民为本、仁政爱民、坚持多民族大一统的政权理念等内容。这些思想尤为集中、突出地体现在他的碑志文创作中。通过碑志文,元好问表达了自己在政治道德方面的忠君观念、社会理念方面的民本观念、治国方略方面的德政观念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华夷同一观念。     

龚自珍碑志文探微

以《龚自珍全集》收录的碑志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透视龚自珍碑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龚自珍的碑志文主要是较为熟知的人所写,较少有＂谀墓＂的成分,其碑志文不仅在内容上表达了他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深刻不满和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而且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及社会的认真思考。他的碑志文具有很强的形象性、论辩性,在结构上比较注重开头的艺术,语言风格丰富多样。     

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