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共生历程与契合维度——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需要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在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有着共生共进的历程,民主发展、政治认同和科学治理分别构成了协商民主与政党政治有效契合的现代化、合法化及科学化维度。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价值、问题与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开辟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新途径,创造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增强了基层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但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也面临着定位问题--权宜之策还是必要程序？发展动力问题--个人还是制度？主体参与方式问题--人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村民代表、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关系问题--合作还是对抗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在理论上思想上形成共识从法律上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地位,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制度规范与工作机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构建人民群众参与协商的新形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和谐协商的新机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协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元素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随即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元素渗透在国家制度、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基于中国自主型、主导型、渐进型的政治发展道路，依托国家制度基础，植根社会治理过程，协商将在中国民主模式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主体、制度与文化：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三维审视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在制度建设不断深化的同时依然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因此,应该从主体、制度与文化三维互动的视野来审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其中,主体是前提,培养愿协商、善于协商的主体并促进主体间平等协商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主体之维;制度是关键,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制度之维;文化是支撑,提高主体协商民主意识并培育公共理性是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文化之维。在此基础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应该将既有的碎片化主体、制度与文化建设纳入整合性发展框架。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民主的自主性制度创新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制为核心的新型民主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根基和相对成熟有效的现实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大代议民主与政协民主协商相结合制度、政府公共决策的协商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制度等方面。     

“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笔谈：深入开展协商民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入地推进协商民主注入了崭新内容,赋予了新的使命,对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了新要求。为此本刊组织了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进行探讨,希望对深化认识有所帮助。     

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可持续创新的强化机制与实践进路

协商民主是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创新有利于弥合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张力。协商民主的导向价值、运作过程和实践效能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内源动力和优选方案。典型实践中的乡村协商治理创新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从议程触发、资源整合和动力维持等方面建立了强化机制。通过治理创新的问题导向与多元选择主体内生需求的持续满足,治理创新的制度化发展与多种参与力量内在优势的持续积聚,以及协商治理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多主体理性协商意识的持续强化,促进了协商治理的可持续创新。面向未来,协商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促进民主和治理的互嵌共融,厚植协商民主的文化土壤,以数字技术赋能协商治理,接续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反思

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缘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出现本土知识与世界其他知识对接或对话问题;另一步面,由于整个国家及世界话语情境的变化,旧的知识需要批判与反思,新的知识体系需要被重建.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不能与＂族群＂概念随意置换,更要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对＂民族＂和＂族群＂概念进行过度泛化.汉语中强调＂民族＂概念是为了始终体现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     

义利价值观辨析——中华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义利观是其核心的价值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石。传统义利观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其精华部分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是超越时空的文化瑰宝。在当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传统义利观不应受到全盘否定。现代文明应借鉴、吸收传统义利观,注以现代意识,使之发扬光大。     

明末清初“士人“与”优伶”关系新探——以《陶庵梦忆》为中心

在政治失序的末世、乱世或某些特殊情形下,怀才不遇的"士人"与政治之"势"的和解宣告破裂,"士人"与那些同样被"势"所压迫的"优伶"便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心理基础。张岱的《陶庵梦忆》就可看成乱世背景下"士人"与"优伶"关系的具体呈现。深入分析《陶庵梦忆》的文本,可以发现此时"士人"开始将"优伶"当成有情感、灵魂的独立个体来欣赏,同时部分"优伶"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在离乱中,从精神及物质两个方面给予"士人"慰藉和援助。随着大批"士人"的串戏活动,也使得某些下层"士人"与"优伶"的身份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这种新型的士伶关系与明末清初独特的思想、政治以及经济背景密不可分。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关系的再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治国方略?其一,可以从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局限性;道德建设的特殊性、重要性;时代呼唤"以法"、"以德"治国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其二,可以从"以法"、"以德"在治国上相辅相承,一是共同调节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二是分别调节一定社会关系,具有互补性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谈量词"个"与"位"

本文从量词"个"与"位"的使用规范入手,分析量词"个"与"位"的语义特征和使用范围的不同,以及产生这些区别的历史、文化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     

“原来”和“本来”的篇章位置考察

＂原本＂和＂本来＂是一对语义复杂、功能接近的时间连接成分。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在篇章位置上的细微差别。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有关问题考辨

关于"觉"的意义和"睡觉"成词的年代等问题,众说纷纭.据我们大量考察,"觉"的动量用法在中唐已大量出现,"睡觉"成词至晚唐才有少量用例."睡觉"一词并非偏义复词,而是由同义语素构成的复合词."觉"至迟在唐代已从睡醒义引申出睡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