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债务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

利用CHARLS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家庭债务流量和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关系,同时探讨了家庭资产、户口等家庭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债务流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债务存量对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资产水平的老年家庭,家庭债务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作用没有差异;城市家庭债务的存量和流量对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均没有影响,而农村家庭债务的存量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房价上涨对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的影响研究

探讨中国房价与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首先利用2007-2021年季度数据,构建了BVAR模型,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企业债务下降而家庭债务、名义利率和产出上升且均呈现驼峰状,即家庭债务挤出了企业债务;而后构建了一个含有异质性家庭、房地产部门、价格黏性和信贷约束的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房价上涨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以上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非李嘉图家庭”的信贷约束发挥了关键作用,形成了住房抵押效应和住房与债务再分配效应,住房和债务流向“非李嘉图家庭”,推高了利率,使家庭债务上升而企业债务下降,此时产出增长主要由就业增长推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比,对家庭部门实施紧缩性信贷政策,将降低利率并形成流动性效应,能够较好地实现房地产市场、家庭债务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     

财富异质性视角下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选用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有房家庭进行匹配,构造两期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就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异质性视角探讨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房价对有房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房屋的财富效应存在。在消费结构异质性方面,房价上涨显著促进家庭衣着类、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增长,而对其他类别的消费影响不明显。在家庭异质性方面,房屋的财富效应在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未婚家庭、无老人家庭和房屋资产占总资产中低比例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     

货币政策、债务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文章从微观企业债务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出发,利用2009—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相应的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债务异质性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债务异质性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相对于紧缩时期,金融性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削弱程度更强。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相对于宽松时期,经营性负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更强。     

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 ——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消费贷款是促进家庭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稳健标准差加权OLS方法和Quantile回归方法,实证分析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房贷和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均具有正向效应,但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上存在异质性,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各个分位上均存在,房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仅在50%以上分位上存在;短期消费贷款对家庭各类消费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房贷仅对家用设备类、家居类和交通类消费有正向影响,对食品类、通讯类、医疗类和文化娱乐类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本文可为消费贷款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参考。     

收入变化、家庭资产与异质性消费——消费对正负向收入变化的非对称反应

采用CFPS面板数据分析了消费对正向和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进一步地从家庭资产流动性的角度,识别了家庭高/低流动性资产在消费对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家庭总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是非对称的,且对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大于对正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然而,不同类别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反应的大小存在差异。高流动性资产在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消费对正负向暂时收入变化的反应并没有因家庭拥有的低流动性资产而受到影响。这对于评估财政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居民住房贷款规模快速扩张。家庭负债的不断上升不仅会降低居民(消费)福利水平,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CFPS2018年调查问卷,实证检验了家庭生育意愿对家庭住房负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育意愿显著影响了家庭住房负债水平。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家庭住房负债水平越高,而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与家庭住房负债不相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传宗接代”等传统文化观念所导致,意愿生育男孩数量越多的家庭,会配置价值越高的住房资产,进而导致家庭住房负债水平上升。生育意愿主要提升了家庭消费性住房资产配置,此时民间借贷成为主要借款渠道。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对家庭住房负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家庭中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小孩抚养比较高和户主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中更加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男女平等宣传,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从法律层面对女性进行保护,在就业、收入等方面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抑制家庭住房负债非理性上升。     

家庭负债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CHIP2013的经验证据

正确把握负债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了解、认识新时期的农户家庭福利状况,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政策量化依据。本文借助CHIP2013年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农户家庭负债对其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和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家庭负债与家庭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当家庭负债低于一定临界值时,家庭负债的增加,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逐渐提高;当家庭负债超过该临界值时,随着家庭负债的增加而贫困脆弱性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入家庭负债平方项,计算得到该"U"型曲线拐点对应的家庭负债收入比为2. 85。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货币政策变化与家庭金融决策调整

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改变资产相对收益和公众预期,对家庭消费储蓄和资产配置两大金融决策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家庭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以利率来衡量的货币政策与家庭消费储蓄比重、消费构成、资产持有存量以及结构变动有较大关系.利率上升导致家庭增加消费比重,提高了恩格尔系数,并且增加价格或回报率上升的资产的持有量.利率与长期存款总量、总存款占总资产比重、现金持有量有负相关关系,对房产资产持有绝对量无显著影响但与房产资产占总资产持有比重有正相关性.利率对于股票和债券的持有量和持有比重的影响均不显著.     

长期护理保险、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消费——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且家庭养老负担不断加重,可能会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在维持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同时促进家庭消费,是我国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四期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护险政策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城镇和东中部地区受政策冲击影响更大,并且效应呈扩大趋势;中介效应清晰揭示出“长护险政策—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消费”这一传导机制。文章识别出长护险政策与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有助于发挥长护险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系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负债水平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了居民家庭可能陷入财政危机的状态,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负债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91个百分点。居民健康状况、应急储蓄在负债与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家庭负债的增加,会导致户主健康状况恶化,降低家庭应急储蓄水平,从而加剧其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差,家庭经济脆弱性更高;同时,领取政府补助和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家庭经济脆弱性更低。因此,政府应当重视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负债,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应急储蓄,以提升居民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     

移动支付是否放大了家庭债务风险?——基于家庭财务杠杆视角的微观证据

借助详实的微观调查数据(CHFS2017),本文使用财务杠杆作为家庭债务风险的测量指标,实证分析了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进一步的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和稳健的。(2)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促进家庭消费是移动支付导致家庭财务杠杆放大和债务风险加剧的两大重要渠道。(3)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其对于农村家庭、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等弱势群体以及中高学历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在推进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构建安全数字化支付体系和完善风险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与家庭资产配置效率

[提要]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阶段,财产性收入作为老年人经济支持的重要性愈发显现,有效配置家庭资产对增加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保障养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首先通过三阶段DEA-SBM模型从家庭层面测度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弥补了过去测度家庭效率时未考虑房产的不足;然后借助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受老年人占比的正向影响,而债务杠杆所蕴含的潜在风险将减弱这一正向效应。且这一基准实证结论在进行Lewbel工具变量、替换老龄化衡量指标、增加代理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对于医疗支出较大的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债务杠杆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增大人力资本投资、普及金融知识是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合理配置家庭资产、增加未来的养老安全给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相关政府部门必须提前对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做好防范措施。     

中国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本文构建了消费-资产负债理论模型,并利用CHFS调查数据,从总消费、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三个维度来研究家庭资产负债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性资产、投资性住房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经营性负债、住房负债和消费信贷均对总消费有显著效应,而且这些效应会随着总消费的增加而增加;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与总消费相同,但其效应并不随着升级水平的提高而严格增加;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期稳健类投资会促进城镇家庭的消费质量升级。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间接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的双重危机，我国在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绿色低碳产业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家庭这一重要能耗部门的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状况，对于探寻家庭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占据家庭主要能源消耗的间接用能为代表，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基于消费生活方式法测度了家庭间接碳排放量，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法共同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间接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基于家庭所在地区、城乡类别以及收入水平差异这三个视角，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间接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家庭间接碳排放，对享受型消费碳排放和发展型消费碳排放的增加效应最为显著，而对生存型消费碳排放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其次，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网络购物这一中介变量对家庭间接碳排放产生正向影响。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间接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强度从中部、西部到东...     

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调节效应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探讨就业稳定性与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显著抑制家庭生产性消费;（2）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3）稳定非农就业和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及生产性消费的作用效果均强于不稳定非农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