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与聂豹关于本体良知之辩──兼对牟宗三先生《致知议辩》一文的补充和商榷

王畿与聂豹的“致知”之辩，涉及王学的良知是否为心的最高本体和能否起主宰作用的根本问题。两人在“先天心体”，“已发未发”、“寂感”、“诚、“乾知”、“自然之觉”、“知爱知敬”等七个方面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次辩论，说明王阳明卒后仅十年左右，王学即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也反映了朱学复兴的萌芽。     

邹守益的良知观辨析

一般以为邹守益反对良知现成论,而事实是,邹守益对持良知现成论的王畿极为推崇,而且在良知是否现成这个问题上极力维护王畿的观点,其论证方式也与王畿极为相似,这源于其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正确理解与坚持。     

王学二题

文章对王阳明的《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和徐渭、王畿有关作品中出现的王张氏进行了考证。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自然为宗”: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兼论中纯夫先生王门三派说质疑

目前,王门现成、归寂、修证三派说取得普遍认同．日本学者中纯夫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但不反对现成派的名称。然“现成”之说并未表达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王畿一生所标榜的是“四无税”．“现成良知”仅是他与归寂派论争中出现的。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应是“自然为宗”。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晚明“心式”小品——论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的影响

张岱作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冰雪之气"、"空灵"等文学主张及其文学实践都深受王阳明、王畿、罗汝芳、李贽等心学思想家的影响。心学思想在张岱小品文的主题、内容、风格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因而,张岱的小品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心式"小品。     

周汝登哲学思想初探

<正> 周汝登(字继元1547-1629)为王阳明大弟子王畿的弟子,其从阳明学的观点撰写了一部《圣学宗传》的道统史,这对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本文就周氏的生平及其思想要旨作一考述,以见其在泰州王门学派中的地位及重要性。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     

李贽与佛教

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初的明朝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是形成于宋代的新儒学的理学由朱子的格物致知之学转向王阳明王畿的心学的时代。在这一转变中,在王畿之后出现的思想家李贽,承上启下,以自己独特的探索和富于胆识的著述,有力地推动着儒学思想变革的持续发展,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发挥了不同寻常的影响,是一个无论在当时和后代都极受人注目的人物。关于这一人物,过去已有众多学者作过大量的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为这一研究和记述添一构木、一础石。     

论牟宗三先生评王畿

牟宗三先生对王畿哲学体系有细腻的分疏,重点剖析了他的“四无”说、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极有价值。本文对其中几处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至于对王畿在王学分化中定位的评述,牟氏纠正了黄宗羲有关判断的失误。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

“孤寂”是王绩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王绩“孤寂”的成因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第一,在隋唐易代之时,王绩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时代风尚、家族观念相背离,这是造成其孤寂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虽然王绩选择了回归田园,但是无法真正将全部身心融入其中,加上好友的去世、知音的难觅,同样加重了其“孤寂”的心境,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     

王绩文、赋探析

王绩是初唐第一诗人,也是开盛唐诗风的第一人。近年来,学术界对王绩诗歌的研究已渐趋深入和完备,但对其文章的研究却依然寂寥。实际上,王绩的文章和诗歌一样,承六朝、启盛唐而独立于初唐文坛,其在唐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应受到重视。     

生存的苦涩与死亡的超越——论阮籍的悲剧人生

本文从两个层面探讨阮籍的悲剧性生存。第一,从生与死的不同结果比较嵇、阮的心态,突出阮籍“活着却更难”;第二,阮籍的死亡焦虑意识及彼岸世界的不可追求,深化了其生存的形而上痛苦。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士族意识的形成是魏晋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     

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以"忠恕"说为核心

关于金圣叹的以“忠恕”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是批判假道学和提倡自然人性论,但又多少保留了儒家伦理观念。其实,“忠恕”说是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它所针对的不只是假道学,而是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两重困境;同时,对于王畿“四无论”、李贽《童心说》等前人的救弊之方,“忠恕”说又试图纠正其偏差。“忠恕”说的理论漏洞正缘于其双重翻案的意图。     

齐己交游考

文章依据齐己诗集———《白莲集》(四部丛刊本)以及《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十国春秋》等相关资料,详细考证了齐己与郑谷、曹松、贯休、修睦、贯微等之间的交往情况。     

论王安石“善恶由习”人性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内容

传统人性论是王安石人性论形成的理论来源。传统伦理思想史上的人性论主要有孟子的性善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情三品说。王安石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的人性论成果,形成了他的"善恶由习"的人性论。他的人性论给传统人性论注入了新的内涵,开拓了新的境界,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总论》,但是后来有不少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笔者认为,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