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王安石、张载成性论的异同

王安石成性论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工夫论,是其人性论的道德实践工夫层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国家观,则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成性论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道德修养、道德实践工夫学说。张载的成性论以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为前提,这种区分实际是对现实人性之不完善、不完美的另一种表述,虽不等同于王安石的"性有善有恶",但张载也认为"性未成则善恶混"。张载十分重视礼的践履在成性过程中的作用,其"知礼成     

中国古代人性范畴新探

中国古代人性论是哲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的一个专题。对中国古代人性理论历史类型的划分也比较统一,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超善恶论、性善恶相混论。这种划分抓住了中国古代人性理论的主要特点,但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在各种人性理论内部,作为善恶逻辑主体的人性概念本身並不同一。     

杨万里的人性论

杨万里及其人性论在南宋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详细论析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的源流,坚决支持性善论,详细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方法是：第一,读书明理;第二,不断检讨改造完善自己;第三,持志养气。他的人性论是对孟子以来性善论的继承,同时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荀子"性向恶论"考辨

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向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向善论正相对应.孟子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基于孔子的人性论的展开.而孔子的性相近说强调的是性的非善非恶,性的善恶则是就后天的积习修为上说.孟子荀子的或狂或狷的人格特征制约着向善向恶的人性判断的不同选择.而人性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不妨碍可以通过后天的存养或矫饰使人性得以完善.《荀子·性恶》篇的具体论述表明其所谓性恶是性向恶而非性本恶.荀子的性恶伪善说与韩非自利自为的性本恶论不同,荀子的性向恶论并未得出人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中国传统人性论及其价值理想追求

在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无善无恶论,虽然其主要理论观点存在着很大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落脚点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理想追求都是一致的,即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抑恶扬善,最终达到至善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善恶之辩与管理之道——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析论

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人性观基础。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代表性观点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和韩非子的性恶论、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四种。与西方管理理论侧重从"自然"的角度客观描述人性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予以价值评价,为中西各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对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公度性

本文以中西传统的人性论为例，揭示中西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的相似性和可比性。第一部分以类型分类和概念分析方法，按“人性是善还是恶”、“什么是善恶的中道”、“如何认识和克服恶”三个问题，梳理儒家各派的人性论。第二部分从西方思想史料中寻觅相同的问题和相应观点。最后比较中西人性论的特点和阐述两者的互补性。     

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

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之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思想史上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善恶概念既非理性之先验设定,也非基于经验之预想,它乃是寓于道德法则并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所谓善恶概念决定实践意志之传统观点必将流于他律.由是一、善恶概念乃是涵于实践理性之道德法则的;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之联系,福祸概念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二、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之意志,人性无善恶,但理性又显示了人类向善之潜能.那种认为康德持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三、该人性论和康德所持的社会历史观也是内在统一的.     

贺麟王安石研究中的心学思想

文章从心论和性论二个方面,说明贺麟对王安石心学思想的抉发。心论方面,以黑格尔哲学为出发点,着力阐发王安石“建立自我”的思想。性论方面,认为王安石先主性善恶混,然后过渡到性善论。性善恶混可以强调后天人为努力的重要性。而最后归本性善论,是为了高扬精神的能动力量,心的将价值理想和深厚的文化蕴积融摄为一,以价值带动文化蓄蕴这种功能。以上诠释,是他新心学哲学理论的鲜明体现。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陈确的人性论探析

陈确论学继承其师刘宗周"一性"的学说,反对宋儒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气、情、才即性,它们均有善无恶,并不是像宋儒说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他为了从理论上解决人生界恶的来源,提出人习于恶则为恶;另外,陈确企图回避对人性作一先天的预设,认为人必须通过后天的修养扩充才能性全,这样他的人性论不同于宋儒的先天人性论,表现出宋明理学的转型,可以说陈确是自觉承担了宋明理学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调整。     

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

董仲舒事实上与荀子一样都是性朴论的代表。以性恶论说荀子的历史惯性,已受到多种质疑。以性有善有恶论或性善情恶论或综合孟荀论来说董仲舒也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子人性论的概括难以在他本人的著作中得到可靠的支持。性朴论肯定初生人性包括着向善发展的潜质,但不肯定其中有现成的善。初生人性不够完美,但不能说成为恶。正如玉出于璞,璞中含玉质一样,善出于性,性中含善质。董仲舒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荀子的性恶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     

《孟子和荀子人性论比较研究》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思想家们提了出来。孔子首先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继之有世硕的“性有善有恶”和告不害的“性无善恶”等观点。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家大师孟子和荀子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孟子提出了人性善,荀子提出了人性恶。人性善和人性恶是正相反对的,但他们的理论也有相同之处。本文就他们二者的人性理论的异同作一个     

汤显祖的伦理思想

汤显祖的诗文和戏剧作品体现了鲜明的伦理思想。他提出了性本善、情有善恶的道德观，认为“真情”是善的，“矫情”是恶的。要达到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必须采用“率性而已”的修养方法。汤显祖的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反程朱理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