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清末政府励农政策与农会之兴

清朝末年,面临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农业生产的衰微,清政府谕允饬令各地遍设农会,希图利用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共同振兴农业,摆脱国用匮绌的窘境。同时,实业救国人士的倡导、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吁请、上海农学会学术研究团体的创设等,对政府敦本重农、批饬成立农会组织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农会肇始于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并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植树造林以及农业调查等一系列农事活动,发挥了“整理农业之枢纽”的作用。清末农会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组织制度特征的新式社团,但实质上又是一种受到官府监督、绅商控制的尚不成熟的农民团体,其在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台湾农会组织及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在台湾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会组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系统阐述台湾农会的组织体系、治理结构、任务目标,分析了台湾地区通过农会组织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模式和机制,并结合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现状,探讨了我国当前农业管理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革我国农业管理体系应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对策。     

台湾的“农会”发展与组织

50余年来 ,台湾“农会”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农会”不仅协助台湾有关方面推行农业政策 ,提供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文化所需的各种服务 ,同时透过“农会”的教育训练 ,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与技术水平 ,促进了农民政治与社会移动性的提升 ,“农会”对台湾农业与总体经济发展确实贡献卓著。本文主要说明台湾的“农会”组织协助台湾有关方面辅导农民发展农业之经验 ,以供参考。     

《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 (1924—1949)》读后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魏文享著《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一书,该著以1924—1949年期间国民党领导下的农会组织研究为脉络,体例上划分为传统乡村组织与新式农会的兴起;革命化政党与农民组织化道路;国民党执政后的农会重建;农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     

清朝末年有关农业政策的实施

清末重农与传统的重本抑末不同，它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支持农业发展，采取了兴办农业教育、组建农会组织、鼓励农业垦殖等一系列兴农政策措施，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近代化。但由于封建制度性障碍，清末朝庭的腐败，中国近代农业发展仍相当缓慢。     

端方与清末两江农业的近代转型

端方在两江任职前后达三年半之久,期间他躬身践行西方思想,采取兴办农业教育、开展农业科学试验、设立农会和创办农业公司等诸多措施发展近代农业,直接推动了两江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型。在两江乃至中国农业现代化史上,端方应有一席之地。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在农村大力推动农会之建立。此种农会与大革命时期的农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以往之研究十分不足。地处中部的湖北向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湖北省依国民党政府之法令,在武汉及其它县市农村成立了数量众多的农会组织。此类农会组织由基层政权领导建设,以农民为会员,在农业建设及乡村控制两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论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慈善组织也不例外。与古代相比,这时期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并开启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之路。在转型过程中,慈善组织自身运行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同时,在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政府从法律法规、监督管理、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慈善组织一些扶持,这加速了慈善组织的转型进程。但中国慈善组织的近代转型也存在转型不彻底、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不足。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山东农务组织机构

清末新政时期,山东传统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管理机构、农会组织、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农业公司等一批新式农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上.这是当时山东农业生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困境和危机的情况下,由清政府推动、山东各级官吏及乡村士绅组织倡导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农务组织机构的建立为山东传统农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标志着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起步.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村级治理模式探讨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组织应由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联系三要素构成。村级组织机构的建立 ,应以农民诉求的利益为基础。农民诉求的利益可分为个人私利最大化和公共福利最大化两种 ,所以必须建立与农民诉求利益相适应的两套组织机构 ,即农会——谋求农民福利最大化的社团法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谋求农民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财团法人。借鉴台湾农会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 ,勾画出农会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及其架构     

商部——农工商部与传统农业的改良

在西方冲击下的清末中国,无论是从近代化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由传统农业迈向近代农业都是时代所趋,大势使然。在商部——农工商部的主持、倡导下,清政府采取了切中时脉的改良措施,包括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农会、农牧垦殖公司以及鼓励种植商品作物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民国时期农会的历史考察——以1927年-1949年的国民党农运为中心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它都是一个研究农学、讲求农务的新式职业团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共同组织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农民政策上发生了大的转向.在完全推倒过去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在新的农民政策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农会系统,其农会工作的目标与路向被确立为通过组织农民对农民进行控制,并在政府及党部的指导下发挥一定现代社会组织的作用,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协会当成是一种革命政权组织的发展模式是迥然不同的.     

台湾农业合作社场的经营问题与未来展望

农业合作对扩大农场经营规模 ,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竞争力 ,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农业合作社场在经营上遇的困难有 :合作精神与合作原则不易发挥 ;农业合作获得农政单位的支持相当有限 ;农业合作组织体不健全 ;高级农业合作人才及其专业研究相当不足以及农业合作社场与基层“农会”间缺乏互动等 ,使农业合作不能健全发展起来。针对存在困难 ,其未来的发展策略应强调 :加强合作教育宣导 ;健全农业合作组织功能 ;加强农业合作组织与“农会”的联系与协调 ;建立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数据库 ,以利经营绩效评估以及加强政府在农业合作组织所应扮演的角色功能等 ,如此将有助于未来农业合作的发展     

清末的农政机构与农业政策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极度重压下 ,清政府被迫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改良 :设置了全国性的农业管理机构 ,选派留学生出国习农 ,设立农业学校 ,兴办农会 ,重视农事试验 ,并着力改良棉、蚕、茶业。这些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农业近代化的进程。但清政府对农业的改良是以服务于工商业为目的的 ,农业政策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都表现得摇摆混乱 ,难以得到有效施行 ,妨碍了近代农业的充分发育     

美国在华农学家与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1898-1948)

近代美国农学家来华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革和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扩张等历史因素相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的美国农学家们参与的农业科技活动包括了建设农科学院学科、开展农业科学研究、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参与乡村建设服务、促进农业科技合作等内容。客观上协助创建了中国近代农林科技体系,培养了近代农林科技人才,完善了中国近代农业理论研究,推动了农业科技和生产发展,形成了科、教、推农业发展体系,奠定了中美农业科技交流合作基础。     

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

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它萌蘖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时期获得了真正觉醒.其显著标志是自立自尊的人格观念、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和救亡强国的社会意识在一批先进女性中自觉确立.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当代女性运动的发展也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亲族关系与近代企业组织形式——交易费用解释框架

在经济史文献中,位于整个经济体系顶端的大型企业常被用来解释欧洲经济崛起的独特性。在近代欧洲崛起的一个关键部门——海外商业中,欧洲人创造出新的合股经营形式并最终演变为股份公司,这一组织上的优势也被用来和中国近代企业组织相对照。文章对近代中国的股份制企业进行了回溯,认为中国近代企业面临非正式环境约束,股份公司所表现出组织上的优势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使近代企业不可能出现普遍的纵向一体化阶段,从而也决定了近代企业无法发展成为欧洲国家近代化过程中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