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音”“可指代”“正始诗歌”之说商兑

丁放先生撰文提出“正始之音”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通过系统梳理“正始”的流变及“正始之音”的涵义,辨析丁文援引的证据,证明丁先生的立论难以成立。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号下,“正始之音”仅指魏晋玄谈风气,不能用来代称正始诗歌。     

曹爽、司马懿之争真相考论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两位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不仅关乎曹氏、司马氏两姓的兴废,而且关系到儒学世族与寒门势力的升降。故此,两大政治集团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从表面上看,曹爽为首辅,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实际上司马懿赢得了世族阶层的广泛支持,根深蒂固。正始五年前,他们都在积蓄力量,斗争处于潜在状态;正始五年后,曹爽在军事上兴师伐蜀,在政治上“变易旧典”,排挤世族,斗争日趋激化。正始末,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世族阶层由此逐渐全面得势     

督邮主县和陶渊明辞官

陶渊明辞彭泽令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该篇的序中叙述他辞官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但他仍然“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想任满一年,待公田收获后再辞官。促使他居官八十余日就自辞的原因是“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而萧统的《陶渊明传》及《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都说促使辞官的直接原因为“岁终,会郡遣督邮主县,吏请曰:‘应     

《论语集解》非何晏一人所作

《论语集解》在《隋书·经籍志》题为何晏所作。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即《论语义疏》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都题为何晏所作。现在通行的哲学史史料学、思想史著作和辞典也都持同一说法。实际上,《论语集解》不是何晏一人而作,而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据《晋书·郑冲传》载:“(咸宁)初,冲与孙邕、曹羲、荀(岂页)、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是之,名曰《论语集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隋书·经籍志》也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     

“吴”名考辨——兼说吴的发祥与发展

《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大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吴名起于太伯。”此乃吴人、吴地、吴国以及吴文化之名号的由来,笔者深觉此说与客观史况不甚合符,且其蕴含的内涵颇有可说者,现提出管见以求教于方家。一、诸家之释“吴”关于“吴”字,历来释家甚多。《说文》曰:“吴,郡也”,又“姓也”、“大言也”;《汉书·地理志》曰;“吴,会稽郡、吴县”;《释名》曰:“吴,虞也”;《集韵》、《韵会》、《正韵》曰:“吴,音吾,国名”;《方言》曰:“吴,大     

太康文学二题

一、《文选》左思《杂诗》注辩误 胡刻李善注《文选》卷二九收左思《杂诗》一首,题下注曰:“冲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胡氏《考异》卷五谓“此二十字于例不类,非善之旧,必亦并五臣也。今无以考之。” 《文选》注误。唐修《晋书·左思传》不见贾充之征,而谓“齐王同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此亦不确。容略述之。 一、《杂诗》并非作于辞贾充时     

《魏律》篇目考

《魏律》早已亡失,其内容已不可详考。《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明帝“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三国志·刘劭传》也说:“明帝即位,(刘劭)出为陈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称之。征拜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又《唐律·名例律》疏议曰:“魏因《汉律》为一十八篇。”《魏律》共有一     

从史料来源看《三国志·魏志》多回护的原因

《三国志·魏志》多回护,早已成为史界定论之一。论其原因者,无非是说陈寿著《三国志》时已身为晋臣,在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晋之承魏与魏之承汉如出一辙,故进而又不得不先为魏讳。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众所周知,陈寿毕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史学家,且《三国志》又是私撰之作,寿死之后才得以面世,其为晋讳也应是有一定限度的,更不会有意识地处处去为魏讳。然而事实上,不少根本不必为魏讳的地方,寿志却常为之讳,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不解。《廿二史札记》列举说:“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绝不载。”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车开)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     

白部考述

一、白部非“白虏” 慕容鲜卑为苻秦氏人时称“白虏”,是为确事,《魏书·徒何慕容魔传》明言:“西人(指苻秦氏人)呼徒何为白虏。”但今人又常将十六国时的白部视作“白虏”,却为一桩史误。且看下述例证: 1.《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止,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三十九年为公元258年。查同书《徒何慕容魔传》和《晋书·慕容魔载记》等,可知此时慕容鲜卑酋长或     

古昌黎考

昌黎．古今地名。今河北省昌黎县是不是昌黎始名呢？不是。据《嘉庆一统志·永平府》载：“昌黎属河北省。汉为金县属辽西郡。隋唐为卢龙县地。后侨置营州柳城县。五代进入辽．改日广宁。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改为昌黎县至今。”这是金代昌黎的叙述。那么，在它之前还有没有叫昌黎的地名呢？据锦州吕书田老先生考查，除金昌黎即河北省昌黎外，历史上还有六个昌黎地名。按朝代与地域分，即：三国魏司马洪打败公孙度父子后，于齐王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阻，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此昌黎地原为汉之交黎县，亦称昌辽…     

《文选》曹植《与杨德祖书》“此魏”异文及李善注辨正

萧统《文选》卷四十二所载曹植“与杨德祖书》云: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其中“德琏发迹于此魏”句,李注云:“德琏,南顿人也。近许都,故曰此魏。”胡刻宋本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六臣注文选》皆同。应场字德琏,为后汉应奉之孙。《后汉书·应奉传》云:“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也。”李注谓应场为南顿人,不误。据司马彪《续汉书·郡     

《三都赋》何时写成

左思藉以扬名的《三都赋》究竟完成于何时,众说不一。韦凤娟同志说:“在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三都赋》问世了”(《文史知识》1982年第七期);《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1983年4月第一版)则认为“《三都赋》早构思于左思居临淄故家时,却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查《晋书·左思传》载:“(思)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而张载是于“太康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西晋刘弘行年谱略

刘弘，《晋书》本传戴：“字和季，沛国相（今安徽省淮北市）人也．祖馥，魏扬州刺史．父靖，镇北将军．”而《三国志·刘馥传》曰：“刘弘，熙之弟也．”其注引《晋阳秋》云刘弘字叔和．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弘生，本传云“与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而《武帝纪》则说，太熙元年夏四月己西，“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依年号推算，当为魏明帝青龙四年武帝生，故知弘生于公元236年．然中华书局香港所刊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练表》主弘生于蜀汉后主延熙元年（238），不知何据，姑备此说，秦始初（265年后），弘以旧恩起家太子…     

这个“五斗米”不是道教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崇高气节历来为人所称道。“五斗米”究竟指什么?刘晓云同志说,是指“五斗米道教徒”,引申指“权贵”。(见《历史大观园》1988年第八期,以下简称刘文)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刘文的主要论据之一是:陶潜任彭泽令时的顶头上司是五斗米道教徒、会稽内史王凝之,陶与之势不两立,故而辞官。史书载:“(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宋书·本纪第一》)“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晋书·列传五十》)可见,王凝之于隆安三年(399年)死于孙恩起义军之手。陶潜之辞彭泽令是什么时候?     

左南、白土两地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湟地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左南”和“白土”这样的两个地名,而且他们还往往出现在同一历史事件中。如《晋书·张轨传》云:“羌廉歧自称益州刺史,率略阳四千家背苻坚就李俨。(张)天锡自往讨之,以别驾杨遹为监前锋军事,前将     

释“败绩”

《曹刿论战》中“齐师败绩”之“败绩”一词,现在通行注为“大败”,其义甚为含糊.这解释可能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大崩曰败绩”.在《左·庄十一年》有关“败绩”的一段文字如下:“凡师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由此可见《左传》并非从词汇意义的角度给“败绩”确定义界的.“绩”在《三体石经》里写作“速”.     

当今书刊中古文误读误释举例

一、由于不知标点停顿,导致文义不明甚至史实错乱者 1.《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文选》”)节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齐,赵来置酒”(82页)的标点,意思是“齐,赵的国王(也可以是使臣)在秦始皇十年到秦国来置酒,招待了某某人。”我们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齐王建二十八年,正是秦王政十年     

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 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是古人无事生事做的文章,与“士”造字之源不相干。     

西晋太康诗歌得失探

本文所谓西晋太康诗歌,专指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诗歌而言,不涉及民间创作。关于这个题目,我想谈三点肤浅意见。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一座高原。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西晋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80—290年)时期,是继汉末建安后又一个人才辈出,创作繁荣的时期。从汉魏六朝时代的总体上看,如果说建安文学是一座高峰的话,那么,西晋太康诗歌就是一座高原了。从这个“高峰”到“高原”之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赖有阮籍嵇康,幽深清峻,得以标举。降及太康,正如钟嵘所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式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序》)刘彦和也说:“……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分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足见这两位文论家对太康作家的推崇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