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The Influence of Liang Qichao＇s “New Citizen” Thought on Shin Chai Ho＇s Thought of “the New Citizen”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与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了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了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但开风气我为先——梁启超对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影响

文章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出发,分析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他如何跳出传统窠臼开启新文学,并着重论述后者。本文注意到,进化论和辩证法这两种科学思维方式较为普遍和娴熟地运用在梁启超文学观念中。     

梁启超“自由”思想的学理见解

梁启超是中国清末民初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人物,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国民的自由权利、独立人格、精神与思想自由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对西方的自由观念进行了创造性诠释,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受中国近代的救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的影响,梁启超最终将其＂自由＂思想的落脚点放在了＂群＂和＂国家自由＂上。     

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清代末年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而梁启超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尽管从创作水准上讲,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新旧两个世界转型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出发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     

鲁迅的“看客”情结探源

以＂立人＂为指向,反复再现＂看客＂影像,展示老中国人间世相和国人生存状态——贯穿于鲁迅一生创作的全过程,凝成了鲁迅一生挥之不去的＂看客＂情结。这种情结,与鲁迅青少年时期独异、坎坷、苦楚、悲凉的生命感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痛彻反省以及梁启超、尼采等中外先哲的思想启迪息息相关。     

“乱写”的性情之文——废名散文美学风格

散文是理解文学家和哲学家废名的桥梁,是其创作整体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散文以＂隔＂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难度,但可从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窥其一脉相承的文学趣味。从散文形式上剖析,废名从六朝散文中提炼出＂乱写＂的观念,其实质是重灵感的创作心理。二者共同形成其散文独特的＂乱写＂之＂隔＂的美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废名后期创作走向。     

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流变

学界在谈到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时,往往只关注其叱咤风云的"三界革命",而忽略了他后期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考察这些学术活动,会发现他文学观念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呈现出鲜明的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路向。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流变,既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反映。     

＂守望家园＂与＂俯瞰苍生＂--梁启超、王国维小说视角比较

＂国家＂、＂民族＂是梁启超＂新小说＂目光所及的终点,梁启超以＂守望家园＂的视角来审视小说,将小说作为劝善惩恶的工具,这种视角让小说担负了太多不属于小说的重任并最终压垮了小说。＂守望家园＂的视角显示了梁启超的现代性,只是这个现代性是启蒙现代性。王国维的文学观摆脱了＂一时＂、＂一地＂、＂一国＂的束缚,而具有了＂天下＂的广阔视野。＂俯瞰苍生＂的视角使王国维得以高屋建瓴地洞察人生与小说,不给小说负载道德说教与社会救赎的重任,使得小说全面、真实地创造世界。＂俯瞰苍生＂的视角无疑具有反抗传统的现代性特质。从＂劝善惩恶＂到展示真实世界,显示了小说评论与创作的现代性历程。     

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新文化视域中的现代情感诗学建构——1920年代初梁启超对于文学之“体”与“用”的重新定位

1920年代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与早年"三界革命"时代的文学观判然有别的演讲和著述。他强调情感与理性、文学与科学的分界,并从阐发文学的情感表现本质,张扬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入手,将文学纳入其国学架构中,借助中西文学比较等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梁启超的情感诗学成为实现其"宣传新文化"、"培养新人才"和"开拓新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由情感诗学所彰显的梁启超的新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形成深具启发性的对话关系。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适”与中国文学的抒情境界

＂适＂作为一种审美愉悦的范畴,是中国人追求生命的自我超越与完善的生动体现。这种愉悦观在《庄子》中被最终确定下来,并按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分为＂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忘适之适＂。这些不同层次的愉悦观深刻影响了历代文人的创作,使中国文学呈现出从具有生理与伦理倾向的一般抒情境界,到抛弃生理欲望与功名利禄的自由抒情境界,最...     

从本体论到主体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话语误读

＂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提出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这一对重要的理论范畴,＂内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研究,＂外部研究＂指的是对文学作品＂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范畴传入中国后,从理论内涵到功能意义都发生变异,引起了划分标准、作家归属和读者归属的误读,中国文学批评实现了从文学本体论向文学主体论的过渡,引发了中国文论的＂向内转＂。     

“漂移”的先锋——论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

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种观念的演绎,苏童的＂历史叙事＂呈现了地域文化对创作的影响,主题构成的多义性,而从艺术表现上,则呈现出循环的结构及其象征意味。关于＂历史＂的叙事＂漂移＂,最终使苏童的创作进入生存境遇与人性剖析的层面,而这不但是其小说给予读者的启示,同时,也是当代小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一种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