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是熟人群体,始发地是农村社区,起因一般是“具体”问题,表现形式是“积极作为型”等特点。从农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有经济和政治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原因。从农村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一是政策缺失,二是管理不当,三是体制不顺,四是控制失效。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要完善和健全有关法规,其次要建设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研究分析国内外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及相关研究的现状,认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根据农村群体性事件诱因体系以及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和指导理念,研究构建其初步的预警指标体系。运用专家调查法,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完善初步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研究得出农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想。     

农村群体性事件成因再探讨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需求急剧增长与当前制度化参与途径短缺同时并存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些基层官员的寻租行为、政策失误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农民制度化参与意识薄弱和参与能力不足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影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催化剂.     

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治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有效的应对、防治措施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寻构建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农村灰黑势力及其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安定和谐的.但灰黑势力在某些农村局部地区呈现一种非正常发展态势,成为许多农村群体事件的幕后推手.灰黑势力以其利益排他性、对抗性的亚文化;对农村公共利益的觊觎;组织载体性;暴力化的利益诉求手段和直接参与等深刻影响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加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惟有消弭农村灰黑势力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打击灰黑势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基层组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才能遏制灰黑势力的扩张,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论群体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的运用与制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体制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使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群体事件的发生,呼吁着作为法自由和法权利支柱的权力介入。我国目前还存在机制转换不到位、忽视媒体执政权力使用、缺乏正确的权力观、机构设置过于专业和分散、紧急权力行使人员规则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群体性事件中紧急权力的运用程序,提高媒体执政力,分离决策权和行使权,并做好协调和制约工作。     

反常突变事件及其新闻报道

反常突变事件是媒体要经常面对的新闻话题。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对反常突变事件及其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即关于反常突变事件新闻报道的概念的解读、反常突变事件新闻形成的主要原因、反常突变事件新闻报道的功用以及反常突变事件新闻报道的具体方式,以期更好地把握反常突变事件并完善相关的新闻报道。     

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高校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情景演化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不可预测性、动态性和信息不完全性,由传统“预测—应对”向“情景—应对”范式转化已成为这类问题应急管理研究的趋势,其基础与关键在于研究情景演化的机理与过程.为此,文章运用多维数组对高校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进行结构化描述,分析情景演化的驱动要素、内在机理及外显方式,并以高校某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为例,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与方法构建情景演化模型,对多情景下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发展演化的状态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表明:高校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情景依赖性,突发事件的情景主体间、情景要素间、情景链各元素之间存在的强关联形成不同的情景演化基本态势,提出了高校应对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合理化建议,为构建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油污损害防治的法经济学解释——基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三个维度的分析

在法经济学领域中,“卡-梅框架”将侵权救济规则抽象成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规则三种类型.这一框架从分析法律规则的效果模式出发,以寻求“最有效率的权利保障”作为规则选择的取舍标准.“卡-梅框架”对于油污损害防治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在于有助于重新审视相关法律规则的设置目的、适用场合及实践效果.油污防治法律规范的修改与完善需要对克服油污损害的外部成本以及实现法律的效率价值给予更多关注.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法律构想

突发公共事件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它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也有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完善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制建设主要有以下基本构想和具体建议: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律规范和应急预案的制定;二、依法设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划分;三、完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法律调整机制;四、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执行程序和权利救济机制;五、相关应急制度与法制体系的协调统一;六、应急法制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基于尖点突变模型的社会安全事件发生机理分析

在对社会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并基于尖点突变模型研究了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机理;研究发现:社会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