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权的源流和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理论问题。我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它脱胎于我国古代御史制度,吸收了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部分传统,在借鉴和采纳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以及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经过转换和改造后的我国检察制度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国家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4项国家权力,其性质是当然的法律监督权。     

刍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是检察权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也是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力救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具有正当性基础,遵循了法治规律,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基于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促进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目标的一致性,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互动成为必然趋势。本文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以及检察权与行政权二者的关系出发,结合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探求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及效力。     

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健康、顺畅地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民事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和“审慎性”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制约和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如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衔接不紧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过于狭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审级规定不够合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等等.应该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两大基本原则为基础,把调解和民事执行列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在立法上规定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监督审级体制；扩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在观念上真正树立“权力控制”的理念和程序意识,明确民事诉讼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     

关于主任检察官职能定位的反思与建构

主任检察官改革是主诉检察官改革的升华。检察官制度面临的行政化色彩浓厚、责任承担模糊、权力与责任不统一等问题进一步迫使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深化。在对检察权进行"分权"时,"检察独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一体"进行突破,由此主任检察官改革获得了正当性。主任检察官的职能定位是通过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部门行政负责人、普通检察官、书记员的互动体现的。相对于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更多地带有"检察独立"的追求;相对于普通检察官、书记员,主任检察官则更多地体现的是"检察一体"。如果改革中不彻底废除部门行政负责人制度的规定,则主任检察官改革也很可能回到"三级审批"的老路上。     

域外检察改革趋势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我国也处于司法改革的关键时期，作为司法改革组成部分的检察制度的改革自然也是重中之重。检察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但应当改革哪些内容，除以目标为导向外，适当地借鉴其他国家检察改革合理的经验对中国检察改革将大有裨益。文章首先考察了当今世界几个主要国家检察制度改革的新动向，试图从中发现域外检察制度发展的趋势；并结合中国现行检察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检察改革的建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中公共权力制约的困境

实现公共权力的科学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从权力的官僚化、伦理政治化和民本的虚位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联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的设计理路及改革历程

当代中国检察制度是以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为指导、在学习和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还吸纳了大陆、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同时承继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并结合基本国情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改革贯穿于当代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这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司法制度改革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全球化的必然反映.建国60年来,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11月--1982年12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二是1982年12月--1997年9月,检察职能、职权及其运行程序逐步得到完善;三是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至今,检察改革进入创新发展检察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关键性阶段.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检察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以及检察制度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进一步确定.     

论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基本功能

刑事追诉权和法律监督权构成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基本功能体系。制约我国检察制度应有功能发挥的因素包括:新型的检察制度的相关理论尚未形成体系、相关立法规定过于粗糙、领导与人事管理体制及检察机关司法工作职能与其行政化工作方式的畸形结合。完善的对策是:强化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手段、建立新型人事管理体制、健全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机制、调整检察机关的职权,对检察制度的功能应重新定位。     

论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

检察监督制度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是被司法工作者最早提出的问题之一。但是,该制度在理论层面上发展若干年以后,在实践中其作用难以发挥,检察院地位依然较为尴尬。本文主要从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监所狱政部门的检察监督,对诉讼参加人权利保障的检察监督,对检察监督机关的检察监督,以及对检察监督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合理构建检察监督制度的设想。     

试论检察领导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改革和完善检察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一检察领导体制,从国家机构组织关系来说,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与检察机关、中     

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唯一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上存在被虚置的问题,实践中也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从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角度来考察,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仅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必要性,即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合理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应该以分权制衡、程序公正、权利救济、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这些基本理念为理论基础,坚持合宪性原则、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同时,在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刑事诉讼原则,全面确立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地位;改革检、警关系模式,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且按照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的自身特性,成立专门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部门,以实现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论中国看守所改革

看守所管理由公安、武警、检察各司其职,因此具有一定的制约监督。管理未决犯的核心职能,难免使看守所成为侦查破案的"第二战场"。看守所的改革要实现侦羁分离,应做到其中立是相对的,能保障诉讼顺利。侦讯、检讯、律师会见嫌疑人,看守所都应给予保障,也要予以监督。看守所内的制约监督,要细化提讯管理、监管到位、实现看管监督、加强驻所检察、保障诉讼权利、进行社会监督等。无论是保留三方制约的格局,还是由司法部管辖,看守所的侦羁分离改革,都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渐变之路。     

新形势下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理性思考

新《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等法律、司法解释的颁布,使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本次民诉法修改对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权能、权力实施的方式和范围等问题的规定过于保守和粗陋,使得该权力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受到阻碍。这种弊端导致了检察机关内部职能行使的模糊及与外部权力关系的紧张,也损害了诉讼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鉴于此,本文将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权为目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历程,立足于新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运行现状,分析问题的成因,提出以观念上更新、立法上丰富权能,体制上实现权力平衡和权利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权力架构模式。     

权力运行视角下中国高校管理的困境与突破

高校管理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内部各利益相关主体间权力的科学配置和规范运行则是高校管理制度现代化变革的核心要义和内在之需。厘清并探析高校各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运行特点,将为各主体实现权力相对分轨又各担其责的顺畅运行奠定基础。当前,高校管理中权力运行的现实困境突出表现为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民主管理虚化。为此,亟需设定权力边界,实现权力结构的科学配置:增进务实合作,促进权力运行的合力共融;加强民主管理,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论中国检察考核机制的缺失与完善——基于对检察人员考核的视角分析

检察考核是中国检察机关管理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通过考核,检查、督促、完善检察工作,实现检察工作科学、高效发展。但囿于中国传统行政考核机制思维定势的影响,目前检察考核机制仍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一些影响考核的因素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如行政体制影响下的提拔式用人机制、中国＂熟人社会＂的特有国情、不同岗位考核标准的差异性、部分考核主体缺位等。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了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检察干警工作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因此亟需完善。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Criminal Judicature in China

１９９６年,中国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被做了大规模的修改。随之,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更广泛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然而,实际上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本文以为,中国刑事诉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尤其是公安、检察与法院的法律关系问题。中国现有的司法体系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流水作业”式的司法模式。具体而言,中国的司法模式体现在警察权的司法化、检察权的制度化悖论以及弱化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要想刑事司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现代”转型,只有将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建立在宪政之上。     

放权于企·明确行政权·权力结构变更──政企关系合理化的构想

放权于企是我国经济迈向市场化的基础工程，但传统的经济体制、传统的权力观念、传统的权力无界定状况、传统的改革模式等许多因素，尤其是行政权力与企业权利之间关系的模糊，使放权于企没有足够的理性准则。为此，必须要在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的权限，这是改变行政功能、制约政府行为、实现行政法治化，从而实现企业在法治条件下自主经营的基本要求。而明确行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变更权力的结构，使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明确分流，也使行政权能得到其它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企业权利，使政府引导中国的经济进入市场化的崭新历程。     

日本、香港高校内部横向权力分配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有横向权力和纵向权力:横向权力包括党委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纵向权力包括校级权力、院级权力和学系权力。学习和借鉴日本与香港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中权力配置的有益之处,对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意义重大。因此,深入研究日本、香港高校内部横向权力问题的成功经验,以期对充分发挥横向权力组织的作用,建立横向权力的合理分配模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等问题的研究,将对我国高校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建立公共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指出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既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防止腐败 ,做到标本兼治 ,正确运用公共权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建立公共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必要性社会公共权力 ,就其理论而言 ,它与政党权力和政治社团权力共同构筑了政治学中政治权力的基本理论体系。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集中反映。就其功能而言 ,它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