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蝇王》之弗洛伊德解读

《蝇王》是英国当代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被称为现代寓言。运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了分析,提供了新的诠释角度。揭示了小说“人性恶”的主题。     

试论安布罗斯形象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意义

安布罗斯是 18世纪英国著名哥特式小说家马修·刘易斯的代表作《修道士》中的修道士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分析 ,论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意义 ,以推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对哥特式小说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西方哥特式小说的经典之作——论马修·刘易斯的《修道士》

《修道士》是 18世纪末英国著名哥特式小说家马修·刘易斯的代表作 ,也是西方哥特式小说的经典之作 ,然而 ,迄今尚未有中文译本 ,更无专文论及该小说。本文旨在通过对这部小说的介绍 ,使国内广大读者能了解它 ,并推动学界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

20世纪初,文学叙事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研究。现代主义作家常常从现代主义绘画艺术中汲取相似的东西来开展文学试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影响下开始在小说上探索全新的叙事模式。其代表作《到灯塔去》中体现了现代主义绘画中的“多角度透视”,“非个人化”和“构图”等艺术特征。这些基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小说叙事模式加强了叙事领域里的美学价值,打造了文学世界里一种全新的图式文本,发展了现代主义小说艺术。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底层”、“同性恋”、“泛自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先锋策略研究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探索部分,在题材、观念、叙事、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可以一同纳入“先锋策略”研究的整体视角中,最突出地表现为底层视角策略、以同性恋为代表的边缘文化策略、泛自传策略三个方面。底层视角策略是在用从回归平稳叙事状态的方式,带有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地关注和展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的现实问题,从一种精英式的自恋视角或俯视视角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对边缘和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加倍关注,力图采用平视的视角,对生活的原生态不加粉饰地、具体而非概念性地展示出来;同性恋电影通过同性恋亚文化或其他带有边缘性的亚文化在伦理接受和审美接受上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独立的带有黑匣子意味的社会群落,这个群落整体上具有自为的合法性以及“独立个体”的文化意味;而“泛自传策略”则是通过破除宏大叙事,用“纪录片风格”来展现“我”那些被压缩在扁平时空中的“个体生命经验”,以微观的个体的境遇和感受来折射那个和“我”相关的世界。     

《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探析

《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在“聚焦”叙事艺术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对“聚焦”方式的应用形式多样,而且能够交叉使用,从而达到了叙述场景生动化、人物透视多方位变化以及叙述者与读者的互动。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小说人物的感知,凸显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特色,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聚焦”叙事成果也代表了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春秋时期传世的比较典型的诫勉诗,主要有《诗·邶风·谷风》、《卫风·氓》、《齐风·鸡鸣》、《秦风·终南》、《大雅·抑》及逸诗《暇豫歌》、《祝辞》（二首）。就诫勉对象而言,可分为他诫与自诫两大类;就诫勉内容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士等不同社会阶层贵族之“德”上,这是因为是否有“德”,是关系到国家存亡与个人祸福的重要因素。由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敬德”思想观念相伴而生,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而作为实现“敬德”基本途径的“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爱无可忍》中的男性身份危机

《爱无可忍》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第六部小说。小说探讨了爱情的本质与人际关系等主题,但深层却隐藏着对男性身份危机的焦虑。通过分析贯穿全文的性别置换、对主人公男性身份的颠覆以及"无能化"等叙事策略,麦克尤恩解构了主人公的男性身份,揭示了当代西方男性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论法国“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策略

法国“新新小说”在叙事中采用了不动声色的策略，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叙事空间和叙事节奏五个层面。在叙事视角上，“新新小说”喜欢运用“外视角”来剥除叙事者的主观情绪，即便在运用“内视角”时，也同样限制人物的情感。就叙事语调而言，作者和人物、叙事者和其叙述之间存在距离感，形成了一种中立、客观、冷峻、反讽、不带情感的叙事语调。叙事语言则体现了简化和精确两个特征，一方面叙事者将语言简化到最基本的信息，另一方面给出过度的细节描写，造成失真的效果。叙事者还喜欢描写“非人格化”的叙事空间，包括死寂的空间、迷宫般的空间和抽象空间，将空间与人物隔离开来，不再提供稳定的意义。在叙事节奏上，迫切和收敛形成紧张和平静两种节奏，造成叙事收放并存的效果。“新新小说”不动声色的叙事是对传统小说中意识形态、形式主义、本体论和心理描写的反抗，体现了当代文学的“平面”美学。     

忠诚的困惑与背叛的美德————论格雷厄姆·格林的国际政治小说《人性的因素》

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是以“冷战”为背景、借用间谍小说模式创作的国际政治小说。这个“不浪漫”的间谍故事明显通过对“邦德”系列小说的“反转”和“逆向”,实现了对“007”之类虚假英雄形象的“戏仿”和“背叛”,并深入讨论了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个人天性是如何在惯性和误解中发生交集和导致悲剧的。格林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伦理困境的“背叛的美德”,鼓励人们对绝对判断和现成原则保持勇敢的怀疑态度,严肃地对具体生活和个人道德进行审查和思考。人性的因素和人权关怀不仅帮助人们超越国家间政治的种种弊端,而且可以开启人们相互同情和理解的智慧通道。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阿罗史密斯》之隐含作者的叙事伦理

对辛克莱·刘易斯《阿罗史密斯》中科学家纯洁的爱情、真诚的友谊及社会机构与科学家之间理想的合作观进行了分析。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主要聚焦于刘易斯小说对美国医学社会的讽刺批判这一伦理层面,对该小说中美国文化精神肯定一面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刘易斯这位文化反叛者的叙事伦理态度,也有助于从刘易斯小说中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的民族文化精神特质。     

时代新青年的颓废叙事——重读茅盾的《蚀》三部曲

1927年茅盾被动的由政治工作者的心理身份向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转换后，以《蚀》三部曲宣泄了他的颓废苦闷心理，展示了“时代新青年”的世纪末颓废。《蚀》与欧美式的现代主义颓废派有着显著的差异，属于“现实主义颓废小说”，具有现代性的意义。《蚀》中“时代新青年”的颓废表现在：幻灭虚无的人生体验和疯狂报复的心理机制；歇斯底里的精神气质；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在刺激中略感生存的意味；对时间的恐惧。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末世之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继其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后,他发表了小说《末世之城》。在这部作品里,奥斯特以“二战”时的犹太人隔离区为原型,塑造了一座被排斥、封锁的城市,构成一种禁闭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二战”大屠杀的历史史实与虚构的景观相融合,虚实相间,意蕴层叠。奥斯特借末世之城的禁闭空间再现了“二战”时期犹太人的苦难经历,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反犹势力的暴行。正是在反犹暴君的统治下,犹太人想要通过空间建立秩序的希望变成了一种虚妄。在小说中,奥斯特通过对大屠杀文学主题的探讨,表达了对历史和民族身份的记忆。     

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

在当代分析美学系统当中,艺术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分殊就是单一艺术与复合艺术的区分,由此形成了“类别与成员”、“种类与实例”和“类型与殊例”的不同划分方式,其中“类型与殊例”之分最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学家又开启了从“活动论”角度来阐发本体论的思路,三种代表性形态分别是格里高利·卡里在《艺术本体论》中提出的“活动的类型”论、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在《艺术作品与艺术世界》中提出的“活动的对象”论和大卫·戴维斯在《艺术作为施行》中提出的“施行的活动”论。尽管艺术本体论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结构,但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的语境,由此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从小说《拉维尔斯坦》看贝娄犹太性的转变

 贝娄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是他根据同事、好友艾伦·布鲁姆的生平写成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小说出版后,在美国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称赞者认为该小说的出版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贝娄数年来写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部作品”;质疑者则认为贝娄“暴露”了布鲁姆的隐私,把布鲁姆搞“同性恋”的事情给泄露了。这牵扯到道德问题,即贝娄无权“将其好友布鲁姆的个人隐私公布于众”。然而,纵观已有的评论,其关注的重点无非是围绕着暴露隐私和有关死亡、友谊、爱情等问题,将一部讨论犹太大屠杀和反犹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小说用私人化的方式给消解了。应该说,贝娄在八十四岁高龄创作的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绝不仅仅是单纯地为好友作传,畅谈友谊、爱情和死亡,而且更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最终定位。从分析小说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即他的犹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