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的历史进路

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技术,也离不开指导人类技术实践活动的技术理性。技术实践是一个动态历史过程,因而技术理性也是动态发展的。技术理性的历史进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农业文明时期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两者之间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原始张力;近代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缺失导致技术价值观的工具化倾向;从现代工业文明反思传统技术理性观的结果就是张扬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使技术成为追求多元价值的一项实践活动。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从系统动力学分析框架看,公平导向型价值理性与效率导向型价值理性之间的疏离、融合以及它们对管理技术理性的不同诉求为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嬗变提供了直接动力。当社会偏向效率导向型价值理性时,其技术路径要求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自主作用以提高效率;当效率导向型价值理性要求的市场主导型公共管理模式严重影响公平并进而影响效率的实现时,社会便转向公平导向型价值理性。"社会"是政府和市场之外影响公共管理模式的新生变量,公平、效率导向的价值理性及其技术理性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多元互动必将使"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走向发展和成熟,并最终使公共管理模式走向"民主专治型"。     

试论技术理性及其批判

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综合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批判是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而不是对它的一般批判,更不是对其简单否定或抛弃。准确把握技术理性必须辩证地理解技术实践的二重性特征,应把技术理性与其构成要素区别开来,其完善与建构应在技术与人文和道德的互动中展开。     

现代性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向度与缺失——以信息技术为例

在现代性视角下,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注入和培育现代性因素以推进农村现代化。现代性因素总体由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构成。目前,乡村治理研究基本关注到了既存于农村的各层面的现代性因素,但缺乏对理性层面中技术理性因素的研究。技术理性因素是影响现代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力量之一,如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因素在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中迅速增长,需要乡村治理研究者揭示其蕴含的政治与社会逻辑。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战略管理

政府战略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管理手段,通过对其理论与实践的回顾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遇到的现实挑战。学者关于政府战略管理的批评与反思主要集中在战略目标设置、组织管理实现等方面,通过引入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PV-GPG)模型能够有效地回应这些问题。首先,在PV-GPG理论中将政府战略管理定位为政府执行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缓冲器,能够厘清其功能定位;其次,用PVGPG视角剖析政府战略管理的价值追求变迁能够更好地认识政府战略计划的设置;第三,结合战略三角模型分析政府战略管理,从外部关注向内部操作的过渡,并从战略管理阶段与PV-GPG组织管理环节有机结合,对其实现路径提供了操作化的支持。     

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在世界各国理论研究与实践管理中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我国政府推行政府目标责任制,政府绩效评估问题也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研究的热点。但由于起步较晚,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还处于初级阶段。结合国情和政治环境,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完善立法,保证绩效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以公民评估和专家评估促进政府绩效;树立以公众为本的绩效观;在评估方法上,以现代信息技术等作为技术支持。     

现代性的理性特征及其技术理性探源

现代性作为时代属性和特征的总体体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蕴涵。在现代经济、文化形式和政治的变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它与传统时代性和传统社会的差异性。以哲学理性的视角去审视。相对传统社会及其时代性而言,现代性不仅更加凸显出了其技术理性的僭妄,而且在现代的各种理性形式中都在深层次上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现代经济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市场化、标准化;现代文化理性的消费、娱乐、时尚化;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自由秩序化等,都内在着深刻的技术理性根源。     

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新诠

黄老道家强调君主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制,充分尊重、因循臣民的才能和智慧,并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最太空间和深厚土壤.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追求确定性和同一性,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技术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进而将个体打造成毫无个性的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黄老道家因循政术所彰显出的独特卓异的政治智慧迥异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政治运转法则;它对澄明被遮蔽的实践智慧、舒展被压制的 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三方评民生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实证研究--以2012年广东省为例

民生保障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民生资金绩效指向政府部门管理与监督绩效,追求政府的公信力。基于第三方立场,立足于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导向,对广东省2012年“十件民生实事”108项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结果表明：整体绩效指数为0．845;居首位的民生领域为“社会保障”（0．906）,排在末位为“扩大就业”（0．771）;满意度评价与客观指标评分存在反差。事实上,现行体制约束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核心问题：一是资金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的关系,二是资金使用绩效与管理绩效的关系,背后指向财政体制及部门利益。从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视角,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三方评价民生财政资金监管绩效的意义重大。     

哈贝马斯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及其反思——一种逻各斯的重建

文明社会以来,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类社会不断合理化的进程。以"科技进步"为"新的坐标系",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并且奠定了当前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然而,科技的"合理性"也正是引发其"不合理"的根源,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工具主义者的理性势力逐渐占据主导,技术理性取代整体的理性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唯一标准。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更加全面的合理性理论的建构才能实现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问题的解答。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及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的是哈贝马斯对于古希腊时代"逻各斯"的继承与发展。     

重新发现政府：政治哲学的人学考察

自然权利理论、人性假设逻辑和有限理性理念,共同构成政治哲学的人学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至上、权利让渡和有限政府三大递进原则,最终证成了“以权力制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祛恶路径。基于人性善恶二重性在公共权力上的增殖发用,我们获得了政治哲学之道德判断基础;但无论哪种道德基础,其单向度发酵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是不自足和不完善的。对人类认知能力和智性范围的断限,创制出与无限理性理论和全能政府实践截然相反的有限理性认识论与有限政府运作模式。无论如何,在现实条件与现有框架下述论政治合法性问题乃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须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基本法度标尺。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重新反思技术理性——解读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运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不少西方学者把技术理性的彰显看作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把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异化同资本主义制度有关,形成了较为丰富和深刻的科技伦理观。技术理性的缺陷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背离,克服这一缺陷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起来。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证成

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证成。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对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反思

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但也受到诸多非议和批判。回首百年现代管理的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核心工作以及管理实践中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位置,工具理性深深地影响着管理的现代发展,也深化了现代管理思想内涵和管理模式并引导了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方向。但随着管理实践问题的反思,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效率主义”、官僚制组织对人的异化以及工具理性高扬下的价值理性衰落已成为凸显问题。只有在现代管理中深度融入“3p”人本管理理念,强化管理伦理建设,建立有效的管理价值评价体系,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管理中的融合与统一,找到工具理性更好的发展之路。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生成资源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确立地位并发展壮大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是每个关心中国发展和进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顾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治理演变历史,村民自治制度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民主理念深入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探索强国富民的必然成就。当然,中国的民主化探索进程并不顺利,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既是国家权力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产物,也是国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村民基于政治性经济理性相互选择的结果。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框架

在学理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达到和合统一的应然状态。然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由于价值理性的畸变和异化,工具理性的缺失与僭越,致使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处于错位与分裂状态。要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在价值理性的规约下选择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功能互补。     

论高校经费支出绩效评价的工具理性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的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高校经费支出被列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象,高校经费支出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据此,笔者结合近几年参与部分经费支出绩效自评和绩效财政评价的工作实践,阐述了经费支出绩效评价的工具理性,分析了经费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