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咏怀》诗的文学构成

阮籍《咏怀》诗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它受到了后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梁朝沈约、唐朝李善开辟了阐释《咏怀》诗的道路.近人黄节先生在《阮步兵咏怀诗注》里总结了《咏怀》诗的古典阐释,提出了一家之说.以黄节先生的著作为代表,《咏怀》诗的古典阐释着意于诗篇具体语义的揭示和诗人身世的索隐,同时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有待我们研究,那就是《咏怀》诗文学构成上的诸多问题:文体、风格、意象、象征、母题、原型、诗歌语义等等.我把相关的几个问题联系起来予以探讨,试图说明《咏怀》诗具有文体价值,它的风格是内省的,它有一个可以阐释的语义系统,它的抒情、叙事受到了先秦以来文学传统的制约,采用了可以辨识的原型、母题;阮籍是一位自觉尊重文学传统、同时又富于创造性的诗人.     

论陶诗的结构与平淡自然风格之关系

陶诗风格平淡自然,古今已有定评。对于这种风格的成因,历来论者从题材的质实、情感的真切、语言的自然等方面多有探讨,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陶诗的结构——考察陶诗风格的成因。结构之于作品,刘勰曾比作“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辑矣”(《文心雕龙·附会篇》)。法国十六世纪“七星诗社”代表人物龙沙也说过:“不用怀疑,在相当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笔者经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 ,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 ,认为 :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 ,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 ,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 ,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但是,由于《辨骚》篇放在“文之枢纽”即总论的五篇之末,同下面“论文叙笔”的二十篇相邻接,又曾有人把“骚”单独看作一种区别于诗和赋的文体,所以《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议。六十年代初,段熙仲和王运熙同志,     

论姜夔的所谓“诗法”

姜夔的《诗说》,全文才一千多字,但在中国诗话史上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江西诗论风靡到《沧浪诗话》问世这一段时间的诗论代表作。文中不涉记事,考证,也不评析具体作品,内容全是诗学理论和写诗技巧。由于作者能诗善词,所以他的诗学理论不是空泛的道理,而是他的经验之谈。 姜夔论诗,注重“诗法”,在《诗说》中就多次说到“诗法”或“法度”:“守法度曰诗”。“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那么,“诗法”到底指什么呢?它有些什么内容呢?无论你把《诗说》这一千多字捋上多少遍,你也无法从文字上找到明确的答案。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论《边城》与《长河》

本文论述《边城》的创作心理动因是作者出于“不巧”的个人痛苦经验 ,并论述它是“善”的悲剧及其悲剧生成的特殊原因。老船夫和翠翠是体现作者人性创作思想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边城》风格是浪漫主义的“诗”与“牧歌”的风格。《长河》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 ,在思想上是对《边城》的审美超越。     

《文心雕龙》中的文学风格问题

本文综论刘勰的风格学理论。第一部分据《定势》篇分析文学风格受文体制约的几个问题,解释“并总群势”、“总一之势”、“循体成势”、“失体成怪”、“参体”等概念和命题的含意,并与西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据《体性》篇分析风格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系,研究刘勰对“八体”的态度;第三部分据《风骨》篇探讨刘勰理想中的文风以及一代文风对风格取向的影响,指出刘勰重视研究风格问题主要是为纠正时弊服务的。     

《毛诗、周南、关雎》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一、绪言《毛诗、周南、关雕》是列入《诗》三百零五篇中的第一篇，也是“周南”和“风”的第一篇。它和“小雅”的第一篇《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文王》和“颂”的第一篇《清庙》，古称“四始”。《诗》的这样编次司马迁曾说是有其特定的涵义的。但这篇诗古今学者对它的认识特别纷歧。有位著名的学者概括地说：“《关雄》是恋爱或婚礼之歌，但它的钦定解释却是后妃之德的礼赞。”并且指出称述“后妃之德”的是“御用文人”。这个见解是有代表性的，可引两例明之。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说：“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我国现代第一部语言风格学专著——评介宫廷璋《修辞学举例·风格篇》

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现代修学史上第一部语言风格学的专著问世了,这就是宫廷璋的《修辞学举例·风格篇》。此书于1933年7月由北京中国学院国学系出版,约十五万字。《风格篇》是《修辞学举例》的第一卷。作者计划撰写的其它三卷《结构》、《体裁》,《词藻》等,笔者未曾见到,可能未能问世。《风格篇》由“绪论”与“风格论”两部分组成。“风格论”包括“概论”、“至善之标准”、“审美之标准”等三章,是全书的总体。该书是我国现代最早从语言运用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风格的,它标志着修辞学中风格研究的新发展。可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还没有人专门介绍此书,本文不揣浅陋,拟对它作一番评介,以期恢复它在修辞学史上应占的重要地位。     

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预言》的意象

闻一多把田间的诗比作鼓点,胡风说艾青是吹芦笛的诗人,何其芳则把自己的《预言》比作飘浮在空中的云。他说:“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预言》虽然是飘在空中的“云”,但是又瑰丽多姿。李健吾认为《燕泥集》(收在《汉园集》里,共十六首诗,这些诗也收入《预言》中)风格绮丽,何其芳要的     

陆九渊的诗论及其诗

陆九渊虽不着意为诗,也没有专门的诗论存世,但是从他与朋友的一些通信及与门徒的一些谈话当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他对诗歌的一些看法;同时,从他仅存的二十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诗歌风格自然淡泊,深沉含蕴的特色。陆九渊主张“事外无道,道外无事”、‘“艺即是道,道即是艺。”把“道”和“艺”结合起来,形成‘攻道合一”的观点。他认为‘诗《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虽是言小事,而主于道,《小雅》虽是言大事,亦主于事。”①他把诗的写作好坏归于“道”,他说：“一部诗的历史往往是有道则盛,无道则衰,衰…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诗品》评陶诗发微

一、陶诗之显首推记室之功千载以下,论陶诗者,多讥锤嵘《诗品》列渊明中驷之不公,讪其局促,笑其鄙陋;而治《诗品》者,亦责仲伟显陆机、潘岳、颜延之而晦陶潜,以为意存偏袒,指为疵病。最早对陶诗作出评价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的鲍照和梁时的江淹。鲍照有《学陶彭泽体》一诗,江淹《杂体诗》中有《陶徵君潜田居》一首。江淹《杂体诗序》说:“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明确地表明“学其文体”有“品藻渊流”的用意包蕴在内。五言诗自东汉末年逐步成熟,从建安迄于晋宋齐梁,已形成作家如林,佳篇纷呈,优秀作家作品各具风格特征彬彬以盛的局面。一些大作家如曹植、王粲、刘桢、阮籍等人,不仅其体貌特征为人们所熟悉,而且,他们的风格乃至名篇佳制都已成了人们学习模拟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批评。被学习模拟的作家大都是标能擅美、独具风格特点而为人私心倾慕的大作家;学习模拟的内容和形式,往往是该作     

郭璞行年考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今属山西),学问渊博,善阴阳卜筮之术,无论诗赋诔颂,都可称得上是一时的名家,《晋书》本传谓之“博学有高才”。郭璞的诗以瑰丽的辞藻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在东晋初年的荒芜的诗坛上异峰突起,所以钟嵘称赞道:“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诗品》卷中《晋弘农太守郭璞》)刘勰亦谓:“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但是,     

浅谈赋对山水文学的影响

赋是界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刘勰说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这种新文体如果真能承袭《诗经》、《楚辞》“直抒胸臆之情,体物写志之意”的创作精神,它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可是它产生     

《天府诗话》二则

高适、杜甫的“以诗代书”我国古代的书信,大多用散文或骈文。《文心雕龙·书记》篇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彩,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