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     

叙事的裂变

当代写作正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异。“个人式写作”作为先锋文学的叙事法则 ,通过语词游戏和叙事革命 ,走向 80年代的“宏大叙事” ,然而最终耗尽了解构的冲动与热情 ,失去“所指”———政治与道德的文学承诺的焦虑 ,使“个人式写作”再度裂变为“欲望化叙事” ,并成为当下诸种“新小说”普遍的叙事特征。叙事的衰变昭示出当代文学精神的流变和困境     

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结构简论

中国古代史传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至两汉时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空间化”叙事结构观念。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的叙事结构思想基本承史传而来，发展轨迹与史传基本上也一致，但作为从史传到小说的过渡性文体形式，在叙事结构上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迁，这种变迁进一步强化了古代“空间化”叙事结构模式的特征。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论宋词常见叙事模式

尽管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极易使创作走入类型化的藩篱,但宋词在叙事方面形成的模式化的体段配置,从一定程度上看又有助于“借叙事以抒情”手法的运用,从而促进宋词叙事的不断成熟。宋词叙事的常见模式主要有四种：贯穿互补型叙事模式、直进式线性叙事模式、今昔对比式叙事模式及环形包裹式叙事模式。宋词叙事模式的成熟,有效融合了词体抒情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宋词叙事独特的审美趣尚。从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角度出发,探讨宋词叙事艺术的共性特征,对突破“词言情”之传统窠臼影响,揭示词这种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个性,以及发掘一批重点词人的创作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日常生活意义的拯救与回归——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流变

在任何时期,日常生活叙事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年文学中,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形成了两种独特的结合模式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救赎和对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日常生活的诗化张扬。“文化大革命”后,各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叙事力图从主流意识形态中突围并日益疏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环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在极度膨胀之后陷入欲望化的泥淖里迷失其意义。在当下的众声喧哗之中,一些具有使命意识的作家对于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着多向度的追寻。     

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文本叙事研究

正史是王朝史官基于国家视角的正统叙事。历代正史对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本叙事可归纳为追溯华夏族源的“华夏姻亲模式”和“华夏血亲模式”,认可中央政权的“输纳赋役模式”和“受封官爵模式”,认同中原文化的“甘受教化模式”和“慕义向化模式”等六种。在此基础上，中南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正史叙事类型可归纳为“建构型”和“原生型”。“建构型”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表现为“华夏姻亲模式”“输纳赋役模式”以及“甘受教化模式”,“原生型”突出对华夏族源的追溯与族群的凝聚，表现为“华夏血亲模式”“受封官爵模式”以及“慕义向化模式”。地理条件的差异、发育程度不同的政治组织以及中央王朝对不同区域的开发程度是形成“建构型”和“原生型”两类正史叙事类型的原因，但“建构型”最终会转变为“原生型”。六种叙事模式构建了“家国同构”政治理念的血脉、利益和文化根基。正是这种基于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守望相助、情同手足”的根基性情感，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和趋同性，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家园意识与文学想象——当代回族作家石舒清长篇小说《底片》的空间化写作特征

石舒清的长篇小说《底片》,以一系列经典小短篇构成一个回忆与想象的文学空间,借由记忆空间的文学再现和乡土空间的诗意书写,用记忆中的旧事物反衬、预示和象征生存空间的转移和变迁,建构起一个淳朴乡土意味浓重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根源性确认,对现代人社会生活家园意识的唤醒。地理、空间、文化和文学的结合,是他写作的广阔语境,也是他在现实中寻梦和实现梦境的园地,更是一个作家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身份的彰显和标示。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不可靠叙述的嬗变研究

从提出到最终走向完全对立,围绕其产生机制,不可靠叙述经历漫长的嬗变过程。不可靠叙述最早由布斯提出,后经费伦和查特曼的继承和拓展,成为了完整的叙事学理论;布斯使用修辞方法从隐含作者的角度分析不可靠叙述的产生机制;里门一凯南淡化隐含者的存在,从叙述者的角度阐释不可靠叙述的产生机制,从而偏离了布斯的不可靠叙述理论;纽宁使用认知方法从读者的角度阐释了不可靠叙述的产生机制,最终走向了完全对立。     

无法淹没的日常生活——重读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中国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宏大叙事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范式。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突破了这一范式。一是打破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区分，选取了“家务事、儿女情”为题材，二是在人物塑造上，知识分子不再是反面或次要角色，而是与工农干部一样成为作品的主角。《我们夫妇之间》专注于被“大历史”所忽略的日常生活，鲜活生动，显示出凡俗人生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作者因此而发生的命运逆转，令人惋惜与深思。     

论苏曼殊《碎簪记》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文学的艰难蜕变时期，苏曼殊的小说叙事艺术具有探索性的意义。小说《碎簪记》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使一个三角恋爱的哀情故事多了几分神秘，增添了读者的情绪感。不过由于“余”的“喧宾夺主”，小说的叙事也显得生硬而不圆滑，人物刻画囿于传统而突破不足，凸显了苏曼殊小说的转型期特征。     

论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叙述策略

21世纪以来,因"第三代"而来的叙述之风依然盛行,但表现得不再像"第三代"同仁那样狂热与偏执。一些诗人开始自觉地将叙述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运用于自己的诗写之中。同时,也开始思索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其与生俱来的某种局限,不再把它当成无往而不胜的艺术图腾。辩证地处理抒情与叙事的关系,力争让叙事与抒情作无间的融合,让诗性表达在多元共生的状态中完成,已成为诗人写作的共识。"冷抒情"、"留有余地"的叙述方式以及运用细节、场景、戏剧手法构建诗的"隐喻"体系等,成了叙事性写作的重要手段与策略。     

《白话文学史》：文学史书写的政治

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突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总结性成果,其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彻底反叛及其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史的“解构-重构”过程,不如把它看成是对五四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寓言化表述。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贾平凹《秦腔》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叙事比较

福克纳在小说的叙事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使小说的创作进入全新阶段,对小说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贾平凹在20多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磨练自己的叙事技巧.同时,他能以谦虚的态度不断吸取前人的叙事经验.二者在叙事上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福克纳始终坚持乡土叙事,精心营造着“约克纳帕塔法”这个独特的乡土世界;而贾平凹在去乡和还乡之间游走,其故事文本始终关注乡土世界的芸芸众生.二者尽管在叙事视点上不同,但他们始终关注社会底层的人情冷暖,体现出悲天悯人的情怀.     

“悖论”之中的意义链条——齐泽克的三个笑话

“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何“必须借助基督教的经验”？齐泽克与“激进正统论”神学之争,似可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早在1997年,米尔班克就在其著作的注释中提到过齐泽克,乃至2009年他们的相关论说被合编为《基督的异类：悖论还是辩证》。在齐泽克看来,基督教神学推至极处,可能恰恰是一种无神论。作为一套最具原型意味的叙事结构,齐泽克认为“历史的进程”、“市场规律”等等均可以从基督教得到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