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鸦片战争以前来华美国人的汉语学习

在19世纪30年代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美国商人中只有亨德一个人认真地学习过汉语。19世纪40年代以后,传教士裨治文和卫三畏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陈荣捷与20世纪美国的朱子学研究

20世纪,无论是欧美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对儒学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带动起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世界影响力,彻底改变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先秦之后有宗教而无哲学的论调,大大推动了美国与世界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哲学研究进程。这一认识转变和方向转化的重要助推力,即是来自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的积极贡献。朱熹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陈荣捷先生倾其后半生研究宣传朱子思想,在取得朱子学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有力推动了20世纪美国的朱子学研究,使美国与西方世界深刻认同了中国哲学的真实存在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的恒久魅力,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端于19世纪初叶。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已开始由传教士引进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西方文化梯航而来,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并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外来侵略、民族压迫的痛苦和耻辱出现于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美国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华活动,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传教士要在中国扩大“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办学校、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办法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这样,传教土就成为接触普通中国人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本文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某些方面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总体走向与基本历程

进入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间,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迁相俱进,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相伴随,其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这种古今之变是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总体走向,其展开过程呈现出诸多历史环节:(一)从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嬗变;(二)从建立孔教到开创现代新儒学的转换;(三)20世纪30-40年代现代新儒学的兴起;(四)20世纪下半叶台港地区儒学的开展;(五)近30年来中国大陆新儒学的出现。只有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才能对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作出深入的考察、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把握。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卫三畏与美国早期中国学研究

卫三畏作为美国早期来华的一位著名传教士，自19世纪30年代来中国后，以传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中美《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中积极参与，促成宽容条款加入中美《天津条约》。主张利用儒家经典推广在华传教事业，认为只有以武力在中国传播福音才能拯救中国。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著述，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虽不乏以偏概全，但他的研究体现了美国中国学研究重视现实问题的发展路径，并推动美国汉学走上职业化道路。     

马礼逊与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作为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马礼逊对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事业施加了重要影响。马礼逊与基督教界的密切交往及其在纽约、费城的一系列关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演讲,极大刺激了美国基督教会对海外传教事务的关注和海外传教团体的接踵成立;美国传教士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马礼逊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呼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在华事业是对马礼逊所倡导的在华事业的承继与光大。     

迪斯尼镜头下的花木兰解读

文章分析了花木兰及其他人物在中美两国的文化定位,指出迪斯尼是把“美国木兰”放到中国背景中,有意误读了原来话语,给原作中的精神实质“忠”“孝”赋予现代的意义阐释。同一母题在两个国家的不同解读,揭示了中美的文化差异。迪斯尼公司精良的制作也构成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击。     

美国国土上的道德说教家--评约翰·赫赛的中国形象书写

在赛赫有关中国的三部曲中,《一块卵石》描写了儒、道、佛文化下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的中国环境,美国希望依托先进 的科技改变她,结果失败;《白莲》利用信奉佛教“慈悲为怀”的中国背景来反省并批判美国社会自身所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双重 道德标准问题;《感召》希望以基督拯救中国于“贫穷无知”,结果发现中国文明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外来的干预只是浪费时间。 作者试图利用中国形象为美国社会现存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寻找出路,呼吁全球语境下的多元文化包容并存。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存在着通过谈判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在美苏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下 ,美国为了加强其在全球遏制苏联的力量 ,在中苏之间实施“楔子战略” ,决定改变对华政策 ,即由二战后的“介入政策”转为“脱身政策” ,脱身国民党政权 ,撒手台湾 ,承认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人认为苏联已开始在全球扩张共产主义 ,在目前情况下 ,中苏的分裂已失去现实基础 ,台湾也不能被中共控制 ,于是 ,美国对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     

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时间上讲曾落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但进入20世纪,美国后来居上。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研究的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而且将儒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别所在。     

中美婚姻伦理差异研究

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使两国的婚姻伦理存在差异。在婚姻的选择上中国家庭注重整体利益,美国家庭则注重个人情感。这体现在中美两国不同的婚姻前提条件和婚姻决定权上。婚后,夫妻关系成为婚姻伦理的主要部分,中国夫妻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美国夫妻即使关系再亲密双方也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与两国夫妻不同的家庭地位和相处模式密切相关。中美两国的离婚率和离婚原因反映出当婚姻出现问题时,中国家庭会本着"从一而终"的观念尽力挽回,而美国家庭则是用"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     

产品责任跨国诉讼可行性考察

中国消费者受到外国产品伤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但维权面临困境。中国受害人近年尝试去美国起诉美国生产商,尽管还未有胜诉案例,但通过调解获得圆满赔偿的案例不少。美国法院一方面通过"长臂管辖"扩大司法管辖权,另一方面通过"不方便法院"原则限制外国原告到美国起诉美国生产商。选择适用何种原则,完全取决于能否保护美国当事人利益。中国消费者应了解美国法律本质并加以利用,达到维权目的。产品责任跨国诉讼有诸多优势,是目前解决中国产品责任纠纷的途径之一。     

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美国因素

对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原因,很多中外学者都把它简单的归结到中国为了保障唯一一条外援线——滇缅公路的畅通。事实上,隐藏在这个直接原因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关系,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政策对中国是否出兵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无论从其先欧后亚的战略、提高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还是从保护其在亚太的利益出发,都选择了支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立场。于是,在美国的影响和支持下,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最终成行。     

时间观与民族文化--中美时间观比较研究

从文化学的角度比较中美时间观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既是线性时间观又是循环时间观,以循环时间观为主,而美国则是线性时间观;在时间取向上,中国重视历史,有过去的时间取向,美国重视未来,有将来的时间取向;在计时、用时和守时的习惯上,中国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美国属于单向时间习惯.     

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及美中合作之研究20年述评

近20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抗战时期美国援华和美中合作的研究硕果累累,观点异彩纷呈。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援华的原因、实质、阶段、特征,美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外交上的支持和帮助等方面,肯定了美国援华和美中合作对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起的极大作用。当然,这些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     

论西方大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反响及其成因

西方主要大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围绕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币制改革问题上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政策经历了由“不介入”的消极态度到转变为“变相”支持的积极态度;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表现出积极的介入和强有力的支持态度;日本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则充满了抵制和破坏的行动。其实质是反映了英美等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矛盾的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也反映了中国国民政府企图借助西方外力使中国经济向着现代化进程迈进,以稳定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