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夏目漱石《心》中的“明治精神”

“明治精神”一词出现在夏目漱石的名著《心》中,由于在作品中的特殊地位,颇受争议。“明治精神”是夏目漱石毕其一生所直面和试图解决的课题。《心》中的“明治精神”,指日本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自我本位”的迷失和孤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面前所呈现的一种精神状态;“明治精神”直接导致了《心》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最终使夏目漱石完成了对“自我本位”思想的重塑。     

论个人主义的本质及其思想渊源——驳“宣传集体主义有害”论

近几年来,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个人主义思想又有新的抬头,它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极力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他们说:“自私是人的本性”,“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要为个人主义正名”,“要重新评价个人主义”,要从西方“引进个     

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学

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肯定性“自我”书写与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等的否定性“自我”书写共同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美国的个人主义更深入地植根于前者的超验主义主体思想中,但由于对“自我”内在神性和超验原则的强调,其主体思想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与修正。当代美国哲学家、汉学家安乐哲吸收中西传统的有关思想,提出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作为走出西方个人主义困境的有效途径。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的“自我”书写与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学思想有趋同倾向,前者呈现从抽象道德主体到具象道德主体、从自我内在性到自然外在性及群体外在性的转变趋势,这一转向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对具象外在性人际关系的关注有共通之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普遍意义。     

人性深处的悲怆：夏目漱石小说《心》中“先生”爱情观的反思

夏目漱石小说《心》中主人公“先生”以“近乎信仰的爱”来阐释他和妻子的爱情，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达到内心净化的目的。同时通过遗书的形式，用平心静气、真诚感人的语言来重新发现和肯定自我，以获得的同情与认可，从而潜意识地化解了内心深处的痛苦，但是最终导致了丧失自我的悲剧。这也正是夏目漱石利用所塑造的“先生”这一人物来揭示日...     

青春的不安与彷徨——浅析夏目漱石的作品《心》

《心》是夏目漱石的后期代表性作品,它通过对年轻时期知识分子的先生、K和“我”的心理描写,反映了处于当时日本社会急剧转型期的青年人对爱情与亲情、对人性善恶,及在他人和自我关系处理方面的思考,和彷徨不安的心理状态.这部作品对当今的年轻人也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教本,其教化和启迪作用值得人们去重新翻阅,从中获得心灵的力量.     

论长井代助的“多余人”身份简

“多余人”一词虽源于19世纪的俄国文坛,但它本身却具有超时空性和普世性。夏目漱石《从此以后》中的长井代助就是一个与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有相似点,却又大有不同的“多余人”形象。代助是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启蒙的“天赋的贵族”,他对社会极度不满却不愿投入到改革社会的实践中去,只愿做个高蹈自守的旁观者。同时,他又敢于反叛日本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念,积极追求自我精神的独立,追求“自然”的爱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性。     

金圣叹文学鉴赏主体论

金圣叹的文学鉴赏理论,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精神,他在前人“自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造”说,通过解读“古人”和被“后人”解读的独特阐发,不仅张扬自我的鉴赏主体性,还大力张扬后世读者的鉴赏主体性;他的鉴赏主体性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与西方接受美学等文学接受理论相比较,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色。     

自爱论

自爱,作为个体在人生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的热爱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意向,它是人的主体性在个人身上的高度凝结和积淀。它包含着对自我的认识、评价、肯定、尊重、发展、超越、控制等诸多丰富内容。自爱实际上是对个体主体性(或个性),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善、美的热爱。这种观念和感情必然体现为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中的独立性及其所达到的自由境界。一为使我们的“自爱论”不致有个人主义之嫌,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社会性和主体性(或个性);自爱与爱人;自爱与自负的的关系。我们认为人性是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统一。作为个体,人是社会性和个性的统一。人不仅是以自己的社会性与自己的祖先相揖别的,固然,人确实只有依靠其社会性、群体性才在与自己的“祖先”——自然界、动物进行斗争时才能获胜,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     

从“精神个人主义”看青年毛泽东的理想人格追求

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和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所推崇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批判和继承,提出了“精神个人主义”伦理观,表现出追求一种独立自在,自我实现的理想人格。这种追求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青年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又完成了“精神个人主义”的自我扬弃,使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上升到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境界。     

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原点

为了使从事夏目漱石文学的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漱石文学的主题思想,针对漱石的文学作品,采取类比的方法进行研究,指出《我是猫》等作品揭露了日本明治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及当时知识分子的痛苦,剖析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利己主义。分析结果表明：《我是猫》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原点。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试论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石

介绍了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接受汉学教育情况;结合他一生的创作来探讨中国文学对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贯穿夏目漱石作品的是一种入世的、重实际的、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学观,这种经世济民、劝善惩恶的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基石。     

《我是猫》的中国文学元素运用及其意义

夏目漱石在成名作《我是猫》中,通过引用、化用、临摹、整合等方式,运用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材料,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体现了夏目漱石很高的汉学造诣。将《我是猫》中中国古典文学元素的运用,还原到明治时代,联系夏目漱石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夏目漱石创作的独特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由汉诗解读夏目漱石的《草枕》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有名的文学家,他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有自己的独创性,而且在作为业余爱好的汉诗创作方面造诣也很深。夏目漱石自幼颇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处处可以见到他深受中国文学思想影响的痕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草枕》。在这部小说里,表达作者的＂非人情＂审美观方面,汉诗这种文学表现形式承担了主要角色。     

爱与死--《野草》与《十夜梦》比较之一

“爱与死”是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的一个共同主题。然而,“爱与死”之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又是有所区别的,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浓重的焦灼不安和痛苦不堪;而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无奈和悲哀无助。另外,鲁迅与夏目漱石又都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来反对一种虚假的爱与死。     

青年自我建构意义中的爽文化思考——以热播剧《延禧攻略》为例

清宫网剧《延禧攻略》因其戏景的精致、爽快的剧情以及对于当下观剧者集体情绪的迎合而受到了大批青年人的追捧，引起了当下人们对于爽文化的讨论。这类依靠资本运作与娱乐产业建构的虚幻去引导青年欲望的网剧，虽然营造了异托邦，使年轻受众能够在无法逃离的现实困境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的快感，但是，剧中复仇之路上的大女主承载更多的是现代年轻女性群体自我情感的表达与重塑女性角色的想象，没有输出对于自我在与家庭、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中如何寻求主体性建构的启示。《延禧攻略》表现出的较为年轻化的叙述，潜藏着一种引导现实中的青年人走向自我主体膨胀的危机。基于这一情况，爽文化应该在更大视阈中提升对于现代自我的表达。     

从叩问时代到等待黎明——《梦十夜》第四夜之主题解读

《梦十夜》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微型小说,是他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之一。其第四夜篇幅更为简短,梦境更为飘忽,哲理内涵更为隐晦。文中,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从过去、现在、未来等不同时间维度,向日本近代化提出了四个基本问题,向当时的日本社会发出了叩问和警醒;表达了他对于日本近代化的强烈愿望和执着信念。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