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

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自然”，而否认“自然的历史”；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只承认“自然的历史”，而否认“历史的自然”，二者都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而诞生和发展的现实的辩证的有机系统。     

关于“跨越论”的几个问题

文章根据经典作家的原意,从跨越的实体、主体、对象、目标、条件、推论、视角7个方面对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作了探讨,并从中得出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跨越,民族国家历史发展阶段可以缩短,但不能跨越,而地区历史发展阶段可以跨越的结论．     

邓小平“南巡谈话”社会历史发展观再探

正确的社会历史发展观,是一个社会发展所不能或缺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在考察一个历史人物治国理政时是不能不考察和研究的问题.本文结合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历史史实,在“历史的发展与历史的创造”、“现实的发展与历史经验的借鉴”、“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问题”等方面进一步补充邓小平社会历史发展观的认识,以期有进步现实和历史价值.     

论“活动”、“交往”与历史决定论的实质

一、“自然历史过程”辨析 历史决定论都承认社会状态的因果联系,承认社会规律的作用,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当然,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得最为彻底、最为科学——马克思论证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必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那么,能否说历史决定论的实质,就在于历史被“自然决定”,即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性”呢?不能。理由有二。     

跨越“卡夫丁峡谷”新的必经阶段的开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创举

１９ 世纪８０ 年代初，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推断，这个推断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了证实，设想成为了科学。但是，在这样落后的东方农业社会中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最后完成的标志，这个跨越的完成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过渡阶段，而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阶段。     

论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终结”观

论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终结”观王连喜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终结”观历来是学术界争议不休、歧义较多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黑格尔历史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生命。关涉到黑格尔本人的政治态度。综观黑格尔原著，他确实承认历史发展到日耳曼时代已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但他从未断...     

对美国“不承认主义”的几点看法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三个半月以后的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不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究竟是不承认,还是承认了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学术界对此很有争论,但“不承认主义”是否承认了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这一简单事实,却似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不承认主义”没有阻挡住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独占,它的失败是否就能证明这只是它对日本的妥协抑或绥靖;“不承认主义”是美国对中日两国的表态,那么,它对中国的意图又是什么?本文试图结合“不承认主义”和美国制订“不承认主义”的过程,对上述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不承认主义”承认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合理性”“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一个阶段,美国事实上默认了日本的行动。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美国逐渐对日不满,但它对日本的不满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不承认主义”并没承认日本的行为是对中国的侵略。     

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观与艺术的民族性

在当代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不能够离开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大环境。民族艺术发展也处于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总体化形势与格局之中。对于艺术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问题 ,必须从这个大历史观出发予以辩证地解读。     

物理学中的“分”与“合”

物理学中的“分”与“合”,或者说对立与统一,是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但是对“分”与“合”的解析,对“分”与“合”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仅是物理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上某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或者只片面地强调物质的无限可合性,企图以“合”代“分”;或者只承认物质的“分”的绝对性,否定“合”,以“分”代“合”。持有这种极端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单纯地追求科学领域中的“合”,     

“趋同”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

“趋同”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历了长期曲折的嬗变过程。系统地考察“趋同”理论的历史演变,是揭示“趋同”理论的思想实质,肃清其影响的前提。一、“趋同”理论的起始阶段(20世纪20年代—50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思想比较

出于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都曾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对落后国家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历史的跨越进行过认真探讨，并得出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断。当然，在落后国家的范围、“跨越”的内含、俄国公社的生命力及其前途，“跨越”的具体条件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是有差别的。这主要源于他们所处的不尽相同的历史条件和观察问题的角度。     

马克思的“跨越”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提出，不仅是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状况深入考察的结果，而且也是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逻辑发展。本文着重阐明马克思“跨越”思想所蕴含的研究“现实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视角来寻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进而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跨越”思想从理论向实践的伟大飞跃和充分体现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个问题的探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物质形态,同客观世界任何物质形态一样,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发展过程,因而必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承认这个阶段性,正确认识阶段性的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正确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 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有一个变化和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静态构、僵化的、固定不变的。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     

论跨越历史阶段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

人类社会每一个历史阶段 ,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主要特征的 ,不能主观地跨越历史阶段。但是 ,历史上曾有过跨越历史阶段发展的国家或民族 ,但都不是“纯粹”的跨越。中国的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也不是“纯粹”的 ,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力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为了推动中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 ,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变得更加完善 ,共产党制定出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 ,特别是加入WTO之后 ,中国的经济广泛地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将谱写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特色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后,反复强调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发展,同30多年前马克思就俄国前途问题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理论意向与思想内涵都是十分接近的,同样可以视为一种“跨越”理论.而且,这一“跨越”理论还是民生主义的主题,其“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主张都是为了达到“跨越”之目的.在“跨越”如何可能之问题上,孙中山的思路亦为正确,既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思想的传统,亦看到了近代中国同世界先进文明的交流与融汇的关系.     

关于“中间人物”问题

中间人物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范畴所派生出来的问题,它实质上是关于英雄与群众、先进与落后、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辩证关系如果弄不清楚,只孤立地来谈中间人物问题,那是不得要领的。这个问题既然是有关英雄与群众的问题,那它实质上必然也要联系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正如柯罗连科在他的日记中所说的:“我们为了群众而抛弃英雄”(这是柯罗连科引用法国作家和批评家艾任·伏居埃的话),但我们又不能“为了英雄而不承认群众,不承认小人物的意义”。接着柯罗连科又引证卡莱尔对列夫·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的分析,说托尔斯泰“在这篇小说中提出一个原则:只有群众,才     

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探析——重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立足当时的历史环境,思考并回答了“德国革命往何处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像德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应当而且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直接实行以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思想与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革命往何处去”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有内在的一致性。深入挖掘马克思早年关于落后国家革命发展思想,对于全面认识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虚词“与、及、并、和”的历史发展

虚词“与、及、并、和”的历史发展于江“与、及、并、和”是一组意义相近的虚词，它们分别在汉语的各个历史阶段被频繁地使用，直至现代。本文从历史语法的角度，对这四个虚词在３０多种文献中的发展演变逐个加以考察，并对“与”和“及”、“并”和“和”略加辨析，说明...     

用商品经济观念正确认识“两通突破”的战略决策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两通突破”的战略决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这对于正确选择武汉改革与发展的长远方向和目标十分重要。本文拟对若干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议论作一分析,并就武汉改革的深化提出粗浅意见,就教于大家。一、“两通突破”决策的缘由及要旨近几年来,人们对“两通”突破的讨论和争议其焦点之一是对“两通”决策本身认识不一致,因此,回顾一下这一决策的全过程有助于我们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评价“两通”。“两通”作为武汉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从酝酿到决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起步阶段。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的同时,城市也在酝酿改革,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突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封闭、封锁和分割,变城市单一的生产基地为多功能经济中心,充分发挥城市大市场     

“互联网+”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推进“互联网+”与对外贸易的深度融合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我国286个城市的截面数据，分别运用稳健最小二乘估计、分位数回归以及截面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总体效应、条件性效应以及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总指数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且，“互联网+”总指数的提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进一步地，“互联网+”总指数的演进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特征，跨越门限值后“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大幅降低。就空间分布来看，沿海地区城市“互联网+”进程整体领先于内陆与沿边城市，并且在区位条件上具有地理禀赋优势，全国大部分城市“互联网+”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