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心好异书”解

考索中古时期“异书”的内涵，可以确认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所谓“心好异书”乃是“心好纬书”的隐语。在南北朝时期，纬书多次被官方纳入禁书之列，因为纬书的内容常常涉及天人革命和改姓易代的重大话题，极易触动人们的政治神经，故颜延之就绝不会明言陶渊明“心好纬书”。然而，陶渊明对纬书并非全盘接受，他对谶纬之学中有关天人革命的诸多异象也并不认可，但纬书“A=B=C”的表达方式又被其悄然引入表达易代之思的某些经典作品中。陶公读纬，体现了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是对儒、道之外的知识体系和真理世界的积极探求。所以，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正表现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知解。事实上，陶渊明确实具有俯视古今的文化视野和蕴大涵深的人文修养。他的阅读史，既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也是其与古人乃至同时代人的精神交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思想发展以及文学表达的历程，其读书生涯与其个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证

陶渊明(365—427)享年63岁,本来是个颇为明确的问题.萧统最早编《陶渊明集》,所附陶渊明卒后不久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有“春秋六十有三”之语.自北宋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本以及以后的一些《陶渊明集》所附颜《诔》皆同(南宋曾集本《陶渊明集》所附有“时年六十三”之语,校记曰:“一无六十三字”).最早记陶渊明生平的为梁代沈约《宋书·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晋书·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自南宋王质《栗里谱》以来,南宋吴仁杰,清代顾易、丁晏、陶澍、杨希闵以至今人逯钦立、杨勇、王瑶、吴云、钟优民、李华、王孟白、唐满先、孙钧锡、王叔岷、郭维森等,均主此说.当今诸多中国文学史教材也采用此说.     

陶渊明研究上的各种问题

前　　言这次又能够在尊敬的陶渊明先生的故乡 ,讲讲有关先生的真正价值 ,我感到很高兴 ,而且觉得很光荣。从现在起 ,第二届日中陶渊明研讨会正式开始 ,本人代表日本方面来作基调演讲。这里想继上一次之后 ,指出以往研究的争论点 ,提出新的看法。内容方面也有些地方跟上次稍微重复的 ,这要请各位谅察。从来对陶渊明的研究 ,多半设想陶渊明是“对晋室心怀忠诚 ,保持了孤高节操的人物” ,而一直以为其作品是在反映渊明的清高人品。那是起因于有关陶渊明的较早传记资料。诸如在颜延之的《陶徵士诔》 ,以及沈约的《宋书·隐逸传》、昭明太子萧统…     

陶渊明享年76岁说不能成立的两点补证

自袁行霈先生在有关论著中重申宋人张　的陶渊明享年 76岁说以后 ,李文初、邓安生、徐声扬、魏正申等已就其论证进行了多方面的辨驳 ① 。笔者同样不能接受 76岁说。本文即对已有辨驳所作的两点补证。(一 )在陶渊明享年问题的考证上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一篇重要的参考文献。而其中的“年在中身”一语的“中身”是否概指陶渊明卒岁 ,则理解不一。主 6 3岁说及 76岁说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如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以下称《汇考》)信从游国恩说 ,谓“颜《诔》所谓‘年在中身 ,　维　疾’乃指渊明中年染疾之事 ,而非临死前情形”② ,从…     

陶渊明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公元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是晋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字元亮,晋亡之后,改名潜,字渊明。因为他做过一篇《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所以又被称为“五柳先生”。东晋末年刘裕专政时曾经征他为“著作郎”,他拒绝了,诗人颜延之作《陶征士诔》说:“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后人又称他为“陶靖节”、“陶征士”“陶征君”;还因为他最后做过八十几天的“彭泽令”然     

刘宋时期的陶渊明

颜延之、范泰和鲍照三位文学家都具有陶渊明情结。颜延之是陶学及陶渊明接受的第一人,《陶征士(?)》是陶学 的奠基之作。鲍照第一次发现了陶渊明的文学,并开辟了文学史上拟陶与和陶之风。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

颜延之行实及《文选》所收诗文系年李之亮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著名文学家。《宋书·颜延之传》称他“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言并非虚褒。昭明太子编《文选》，收颜延之《赭白马赋》赋一首、《应诏曲水宴诗》等...     

中国大陆(1921—1990)发表出版陶渊明研究成果的特点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却为古今中外众多的读者所钟爱。 自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写《陶征士诔》后,研陶评陶释陶者数以千百计。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史的里程碑。民主与科学,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强烈的进取意识。在现代意识冲击下,陶渊明研究从此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颜延之与陶渊明关系考辨

《宋书·隐逸传》称: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这是关于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的最初记载,其后萧统《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传》皆录其说,后人作谱,每每相沿,于是颜延之便当然成了陶渊明的晚年知交,二人关系甚笃,更不复疑。然考颜延之评陶之论以及渊明生平创作,疑窦颇多,所谓“情款”     

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

一在南朝诗坛上谢灵运曾被看作是个典范性的人物。《宋书》本传说他“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徧(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可见声誉之高。以后齐梁人论及刘宋一代文学,虽每常以颜(延之)、谢并举,但大抵更为推崇谢灵运。不少人的诗歌创作,都受到他的影响。以富于独创性著称的鲍照,有不少篇章是明显地模仿谢灵运的。谢脁的诗也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谢灵运的影子。《南史》卷三十三说齐武陵王萧晔“学谢灵运体”,《梁书》卷五十称伏挺“善效谢康乐体”,这些都是谢体诗风靡一时的证明。诚然,也有人对谢诗提出过批评,如齐高帝指责谢诗“放荡作体,不辩首尾。”但从他推崇潘岳、陆机、颜延之来看,似乎也只是不满于谢诗的结构散漫,而且他的批评     

陶渊明年寿问题辨证

陶学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陶渊明年寿提出了质疑并各创新说。除史书所言渊明63岁外,其余诸说多是从陶渊明诗文中找到证据,并推断渊明年岁。但诸说均忽略了渊明居处遇火对其诗文保存与写作的影响,并以其诗中不能确指的数字作为推论的原点。陶渊明年寿的可靠资料应是《宋书.隐逸传》、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和萧统的《陶渊明传》,而袁行霈先生的一些说法就很难成立。陶渊明年寿仍应以＂六十三＂岁为妥。     

六朝审美风尚与颜诗用典

颜延之在魏晋南北朝诗人中,自来被称为大家。沈约《宋书·颜延之传》即已指出:“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他的诗以用典繁多著称于世。钟嵘《诗品》评其诗曰“喜用古事”,宋人张戒也指出:“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见《岁寒堂诗话》)我们今天就颜延之存诗进行考察,认为钟张二     

论陶渊明“文学的自觉”──从立德立功到立德立言的转变

笔者曾在《论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8期）一文中，从陶渊明注重生前功业、身后声名，但为现实的政治混乱“感士不遇”，转而从文，追求文学创作等方面，论析了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思想。本文拟就文学创作被誉为“声名自传于后”的“不朽的盛事”的时代氛围中，从陶渊明人生价值追求的分析中，进一步阐述陶渊明“文学的自觉”的思想。陶渊明注重生前功业、身后声名，主张“票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感士不遇赋》），大倡人生应该用自身具有的智慧和聪明，凭着三正舆常而留名。在这里，“生前功业”与…     

近两年陶渊明研究情况综述

近两年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十几篇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文章,现将要点综述如下: 关于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认为陶渊明政治倾向的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而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开封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则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陶渊明的真实面貌。”他们认为:“陶渊明对晋室是持批判态度的”,尽管“对     

《文心雕龙》与《文选》祭文观辨析

刘勰与萧统都重视祭文一体,但二人的祭文观存在着差异,表现在《文心雕龙》不论祭古人文,《文选》不重潘岳祭文两个方面。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祭古人文与吊文文体界限模糊,刘勰出于整肃文体、清晰辨体的目的,舍弃此类;另一方面在于潘岳哀、诔两体的创作成就最高,相形之下,祭文创作不是非常突出,因此萧统受当时尚用事的环境浸染,欣赏喜用事、尚雕琢的以颜延之为代表的刘宋祭文,并以此作为他的选文标准。     

中国古代文人对“三农”的情感态度初探

文人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群体。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分子,中国古代文人必然受到来自“三农”的强烈影响。有赖于其时全社会“重农”“敬农”的整体氛围,“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的阐发讨论在他们所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大量呈现:(1)文人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天然地站在利于国家运转的宏观角度,他们对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三农”及其相关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借助作品“劝农”,如陶渊明《劝农》组诗、戏曲《牡丹亭》之《劝农》一出;(2)面对身负重压却仍勤恳劳作的古代农民,感性的古代文人会自然而然地发出同情、怜惜之感,是为《田草赋》等“悯农”文艺作品的精神根源;(3)文人群体中也不乏信奉“士农一体”“耕读传家”者,如陶渊明《归园田居》与谢灵运《山居赋》中所描绘的那般,这类选择“事农”的文人所创作的作品能“零距离”体现出古代“三农”的真实面貌。     

魏晋思潮与皇甫谧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晋书》本传说他:“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於世”。《隋书·经籍志》除于上列皇甫谧的撰述注明卷数外,又著录了“《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阴阳历术》一卷,皇甫谧撰”,“晋徵士《皇甫谧集》二卷,录一卷”。关于皇甫谧的医学著述,《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晋书》曰:“(谧)日后得风痹疾,因而学医,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三国志》卷二十《东平灵王曹徽传》裴注引“(曹)翕撰《解寒食散方》与皇甫谧所撰并行於世。”《隋志三》有“《皇甫士安依诸方撰》一卷”。至于皇甫谧的名著《甲乙经》,《宋史·艺文志》加以著录。     

论颜延之之“狂”

在刘宋文坛上,颜延之不仅享有盛名,而且亦有“狂”名,他曾自称“狂不可及”,史书也说他好饮酒,不护细行;肆意直言,曾无回隐;疏诞隘薄,每犯权要;当其为适,傍若无人。本文试图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通过与阮籍、谢灵运之“狂”的若干比较,对颜延之之“狂”的特点、本质作一探讨,以加深对颜延之的全面了解。     

精耕细作,新见迭出——评谌东飚新著《颜延之研究》

谌东飚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最早研究颜延之的学者,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发表一系列关于颜延之和刘宋诗坛的学术论文.     

陶渊明处世面面观

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期和刘宋初年,南北分裂,社会纷乱,战争频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复杂.当时不仅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殆无三日休停”的苦难之中,许多文人名士也因“天下多故”而“少有全者”.鲁迅先生说:“陶潜之在晋末,是与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生活在那样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陶渊明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