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加快转型以及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组织逐步兴起,影响作用日益扩大。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社会组织为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成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践社会良性治理的重要载体,弥补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缺陷。本文简要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客观分析了我国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依据,并阐述了社会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民族地区多元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新的发展趋势要求多元社会组织的运作和管理与国际接轨,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社会组织迫切需要提高社会公信力,才能为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特殊性也要求有多元社会组织来协调和参与。民族地区多元社会组织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限权、让权,还需要社会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加强规范,以此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实现适度规模和社会繁荣的发展。     

基于社会组织层面的分析：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的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能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激发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整合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失灵,补充政府力量。然而当前,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如自身能力有限、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专业化水平低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新时代,社会组织应通过完善自身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主动独立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应对不公平的策略选择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本文以应对不公平的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从理论上归纳了应对不公平的4种策略,即自我被动忍受、被动依赖外力、主动借助外力和自我直接参与。实证检验表明,民族地区受访者选择主动借助外力的人数占比最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其他民族好友数、社会公平感认知、民族政策满意度等是受访者策略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基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和治理主体有序互动两大路径:本文提出了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5点政策启示。即提升民族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方法,提升民族政策的公平性,增强女性参与能力,提升民族地区和个体发展能力。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明晰民族旅游地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当地社区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20个典型民族村寨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社区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2)社区价值构建和社区组织管理是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核心条件。(3)社区治理可通过价值建构驱动、权力组织驱动和多因素综合驱动3条路径实现绩效提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全面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陷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扰,社会治理成为纠治双重失灵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还存在着诸多妨碍社会力量参与的因素。从政府视角而言,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极大地压制了社会参与程度;从社会参与主体而言,存在着自身能力不足,缺乏参与激励动机和保障机制等问题。政府应该改善和创新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环境,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改善食品药品安全的治理绩效。     

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定、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西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暴力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建立和健全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监测和预警社会稳定,对准确认识和掌握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采取必要应对策略是极其必要的.保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还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加强社会建设,培育积极的社会政治心理,改进政府管理,及时并正确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定、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西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暴力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建立和健全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监测和预警社会稳定,对准确认识和掌握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采取必要应对策略是极其必要的。保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还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加强社会建设,培育积极的社会政治心理,改进政府管理,及时并正确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我国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事业发展与民族素质因素

本文用丰富的数据论述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事业发展现状,反映出它与中东部及世界的巨大差距。民族素质是社会事业发展的真正动力,社会事业是第二次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只有超前提高民族素质,才能保证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社会企业在全球兴起的理论解释及比较分析

社会企业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社会企业的兴起是一种全球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企业兴起的理论解释包括政府和市场失灵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社会起源理论。社会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有着不同的主导因素,包括公民社会、商业创新、社会问题、政府推动和治理失败。我国社会企业的兴起受到非营利组织资金压力、政府政策扶持、商业精英进入社会创业领域、外国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民族大熔炉的整合式社会治理模式和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当今人们比较认可的两种国外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不论是从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共识还是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成效来看,这种创新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都更具现代社会治理理性。     

政治社会转型视域下的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研究

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引发了诸多社会结构要素的变化,这些现实要素不仅是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运行和治理能力得以发挥、起效的内在构成与外在条件,更成为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和方向指引。本文基于中国民族政治社会转型,提出了推进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思路。该思路一方面强调以权力分配的弥散化、组织发育的成熟化、制度建设的完善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文化的普及化为内容的治理内生性要素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关注到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舆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和道德环境)、结构因素(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民族社会心态与民族关系模式)和制约因素(二元政治结构、国际性因素渗入等)对民族问题治理现代化的影响。     

基于治理理论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认识及建议

回顾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其主要因素就是面对现代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常常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治理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事务的治理,而后又向基层即地方治理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理论体现出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在此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若干重要特征,并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社区治理建议.     

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王朝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通常以推行、移植内地基层社会组织,使其发生结构性变革。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司地区里甲(保甲)、汛塘、义学的设置与运转,使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施行受到国家权力制约。当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基层社会受阻之时,王朝国家则适当保留少数民族固有社会组织结构,承认其存在合法性,在形式上进行适当改革,以发挥边疆地区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这对新时代创新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及政策措施研究:来自广西的证据

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组织呈现井喷式发展,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但“郭美美事件”“中国国学院事件”以及武汉红十字会风波等充分暴露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体制、监管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其公信力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强化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合约失灵理论、第三方治理理论等多维理论透视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广西社会组织2016—2020年的发展数据为样本,基于经济增长视角构建量化模型实证探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研究结论认为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经济增长贡献度明显高于非建立党组织的社会组织。最后,在分析广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广西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政策措施。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与限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合作治理理论证明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理论可能性;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发挥为其参与社会管理创造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社会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并将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以及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能力、扩大公民参与上发挥着积极功能。然而,囿于不健全法律的体系,较为低下的政府服务合作管理能力以及志愿失灵等因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和功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贵州民族村寨为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既有传统意蕴又具当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部分传统社会资本的时代意识欠缺以及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资本在参与乡村治理时显得有所缺失。值此新农村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有必要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治理中合理的传统治理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或创造性地重构;同时,积极培育并大力发展现代社会资本,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民族村寨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治理的善治。     

民族地区企业发展和金融支持研究——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调查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企业的发展除依靠自身建设之外,更重要的需要依靠金融支持的发展环境.民族地区企业发展不强,金融支持不足,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地区企业需要加强内部治理,转化发展理念,调整经营策略,加强人才建设,增加投入促进科技创新,民族地区金融机构除了转换观念之外,还应落实优惠政策,健全机构设置体系,规范信用担保,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