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基于新疆 2001-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全国贫困人口多集中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 民族地区扶贫一直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脱贫攻坚是决胜全面小康的现实需求更是战略举措。研究基于2001-2015年的地区级面板数据, 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 考察民族地区教育财政支出与减缓贫困间的非线性空间联系, 估计了教育财政支出减缓贫困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并探讨了减贫过程中的门槛特征, 稳固民族地区可持续减贫的理念。研究发现:教育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减缓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说明了教育财政支出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原因; 各地区教育财政支出对于减贫的作用差异显著, 存在门槛效应。     

政府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的检验

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文章通过对政府公共支出与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在1978-2007年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效应,并提出完善中国公共支出的结构和规模以促进城镇内部居民之间、农村内部居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区域居民之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建议.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结构优化——基于制造业三大类行业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制造业三大行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占比作为制造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考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这一变量,考察其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制造业结构优化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以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边际效应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具有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即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制造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减弱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阻碍作用;技术创新在发挥调节作用时表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低于2.986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制造业结构优化产生促进效应;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介于2.985到6.567之间时,促进效应转为负向抑制效应;当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于6.567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     

公共福利支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

应用Hanson门槛面板模型,考察1990—2014年间40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以各国失业率作为门槛变量,将样本划分为三个梯队。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公共福利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依赖于各国失业率是否超过某一特定门槛值而不同:在低失业率的国家中,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会提升经济增长,二者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在中、高失业率的国家中,二者的关系即变为不显著。     

对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主因的研究——基于中国31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需大幅下降,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当前政策的首要任务。本文利用中国31个地区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对消费有显著正影响,收入差距和支出预期对消费有显著负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关注的优先顺序应为:居民收入、子女预期支出、社会保障、收入差距;在关注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时,应兼顾影响消费的长期政策因素。     

财政分权与社会保障: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而社会保障又与财政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其中,财政分权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已有文献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后发现: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及方向,而这两种效应又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现阶段我国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随后,基于1998—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设。经过内生性、动态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考虑产业分工造成的差异:产业上游省份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冲击,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负面影响较小;产业下游省份结果与全样本回归一致;“三省一市”处于中高收入过渡阶段,负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地,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面影响,而东部地区由于收入水平较高,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要坚持推进财政改革,提高财政分权度;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适当加大“民生”指标的考核权重。     

人口、经济因素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1997-201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死亡率、教育投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等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较显著的正向效应;出生率对人口老龄化存在负向效应.从区域层面看,死亡率、教育投资、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出生率在三个地区对人口老龄化均有负向影响;健康投资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有负向效应;非农产业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效应也为负.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

利用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文教科卫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呈显著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作用依次递减;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公共管理支出则对经济增长呈负向影响,并且各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弹性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金融改革与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利用1981-2005年5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改革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改革对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金融改革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渠道及其效应,发现不同金融改革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放松利率管制对居民收入增长有负向影响,放开资本账户管制,加强银行业审慎监管对居民收入增长有正向影响。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城镇化、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市1998—2015年面板数据,综合利用核密度估计函数、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系统考察城镇化与水资源消耗的动态演进过程和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城镇化率呈两极分化态势,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城镇化受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全国水资源消耗得到控制,但东部、中部、西部水资源消耗高的省份存在增加趋势。（2）全国城镇化对水资源消耗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门槛,并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东部经济发展门槛具有抑制效应,中部居民收入门槛具有促进效应;西部门槛效应与全国相同,且经济发展抑制作用阶段性增强。（3）居民收入、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水资源消耗正相关,而经济发展与之负相关。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公共政策

农转居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演变的必然趋势,已成为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南昌市青山湖区、新建区的城乡结合部和若干农民工集中求职点进行调研,对调研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专家的咨询意见初步推断出影响农转居实现的因素,主要来自经济、教育、心理及社会四个方面.为进一步探究这四方面因素对农转居实现的影响程度如何,基于调研的原始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转居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月均收入、教育水平及社保覆盖情况对农转居的实现呈现正向促进作用,而回家次数则与农转居的实现概率呈反向关系,其中月均收入和社保覆盖情况对农转居实现的影响程度最大.最后通过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公共政策,帮助农民工顺利实现农转居.     

财政支出结构与大城市化的城镇就业效应研究

增加城镇就业是加快人口城镇化发展和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支撑。利用200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软件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和大城市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大城市化对城镇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提高大城市比重有利于提高城镇就业水平。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对城镇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不明显。财政医疗支出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为负,但医疗产出性指标对城镇就业的影响为正。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群际交往、人际信任与社会距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7省13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对改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群际关系有不同的作用,亲密关系和同事关系的交往有助于缩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而邻里关系对社会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人际信任度越高,交往频率对社会距离的影响越大。这表明群际交往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相互合作、制度支持和亲密关系等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态度。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化问题

武陵山区是中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动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进程,需要努力消除一些不和谐因素,实行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共同发展的道路,要加大就业培训和素质教育的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金融投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

随着金融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地位上升,金融投资活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日趋显著,这种主观幸福感可以用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来刻画。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表明,家庭金融投资规模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都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金融投资绝对收益对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存在正向影响,而家庭金融投资相对收益则对居民未来信心程度存在负向影响。这些情形可能源自于金融投资市场在市场机制、公平程度、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欠缺,需要管理者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幸福感损失。     

低碳政策对城市居民节能行为的影响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470份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低碳政策对城市居民节能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系列低碳政策不仅会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节能行为,而且还会因为受到部分控制变量的调节作用,使得影响力度有所下降;价值观、从众心理、年龄、月均收入、行为便利性等5个控制变量会与一系列低碳政策共同对城市居民节能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可适时对一系列低碳政策进行调整与完善,增强低碳政策对城市居民节能行为的引导与调控作用;认知并调节对低碳政策实施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营造更加有利于实施节能行为的社会环境;同时,对不同城市居民节能行为意愿的引导要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