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于古文运动之外——论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

《宋史·文苑传》认为王安石和曾巩都对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起而和之”.在分别考察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细节后,发现这一观点有待商榷.王安石与欧阳修的交游,以相互欣赏为基础,但一方面王安石未曾回应欧阳修所提的文学建议,另一方面也婉拒了欧公想要托付文坛衣钵的愿望.王安石与曾巩的交谊虽然深厚,但留下的相关诗文中真正讨论文学的内容却寥寥无几.相比之下,曾巩与欧阳修文学交游的种种细节,标明他才真正是古文运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而王安石对欧阳修主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姿态,或者说在北宋古文运动前期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史官误笔与历史书写:司马光配享帝王太庙探微

功臣配享帝王太庙是古代朝廷对朝中有功于社稷之臣的最高褒奖,配享功臣的选择也揭橥了当时朝中的政治走向.元祐年间,宋廷择富弼舍王安石、绍圣元年 (1094) 以王安石配享、绍圣三年(1096) 罢富弼配享神宗太庙,均与朝中政局走向密切相关.北宋亡国后,徽宗九子赵构建立南宋.为收揽人心,塑造南宋政权的合法性,并为父兄开脱亡国罪责,王安石及新法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羔羊,紧随而来的是王安石被罢配享神宗太庙,恢复以富弼配享的故例.但是《宋史·高宗纪》却记载为罢王安石配享,代之以司马光配享,这显然属于史官误笔所致.然而,此处误笔并非偶然,应与南宋初期崇元祐抑熙丰的政治倾向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史源性错误对后世历史书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王荆文公诗注》 看李壁对王安石的评价问题

除注释方法、文献考订及艺术评价外,李壁《王荆文公诗注》在评价王安石方面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安石之变法,遭到南宋朝廷严厉清算,北宋亡国之罪亦被归咎于此;李壁从王安石变法的"本心"出发,对其忠纯为国的精神表示同情之理解。王安石之学术,理学家为争道统斥其为"异端邪说",进而全面批判王安石;李壁注虽也受理学思想影响,但却并不因此否定王安石的学术及其他。王安石之人格,南宋兴起了将其"小人化"的批评风潮;李壁则通过诗歌笺注为王安石辩诬,并高度赞誉了荆公的道德和品格。     

当新学遇上旧诗——论严复评点王安石诗的背景、渊源及立场

严复一生评点多种古籍,手批王安石诗是其中一种。他之所以关注王安石,绕不开清末变法思潮的影响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批判态度。严复评点王安石诗,不仅与郑孝胥的交游有关,还与闽派诗学关系密切,并受时代诗风的影响,表现出与同光体诗论的高度契合。但是,严复阐发王安石诗与西学思想的会通之处,体现出不同于同光体诗派的批评立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接受王安石的全新维度与另面视角,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王安石诗研究。     

浅论王安石晚年诗

王安石晚年诗歌创作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成就了为人称道的“荆公体”,本文是通过对王安石晚年的诗歌的分析,从荆公晚年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等方面入手,集中探讨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特色。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点思考

王安石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论著颇多。对其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在既考察变法理论,又重实践,既着眼当代,又极目后世的原则下,就王安石变法中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不过需先声明,本文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作琐细的考据与旁证博引的分析。 一、关于王安石罢相问题的思考 对于王安石罢相的原因,分析者大都仅从他的对立面着眼,认为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罢相。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几句,王安石变法是否遭到整个大地主、大官僚这个阶级的反对?是不是这个阶级反对王安石的一切新法?何以理     

王安石治鄞政绩述略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导师列宁曾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开始了一场历时十六年之久的变法运动。新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究其原因,与他早年做地方官时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庆历七年(1047),二十七岁的王安石“调知鄞县”,在鄞县当了三年县令。治鄞期间,王安石身体力行,进行了变法革新的尝试。连变法的反对派邵伯温也认为王安石“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

北宋中叶,由于军队数量膨胀,官僚队伍冗滥,统治阶级腐败,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三冗三费”问题。“三冗三费”的出现,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财政收支“年年亏短”,“百年积蓄,惟存空簿”。北宋由此成为历史上被称为“积弱积贫”的一个封建朝代。宋神宗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稳固封建政权,任命王安石进行财政改革。王安石在财政改革中,不仅对开辟财源极为重视,而且对节省支出也非常关注,并采取了种种截流的措施,使国家财政得以振兴,“积弱积贫”的局面很快扭转;但王安石节省支出、振兴财政的措施中也有不少弊端和不足之处,本文拟对其改革作一较为全面的评述     

说免行钱

免行钱是王安石新法之一,它是宋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城市经济管理制度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城市商品经营者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的反映,是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谋求改革阻碍城市经济发展的管理制度的思想的体现。因此,考察它的产生发展和     

北宋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的政治成就是实行变法。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文学成主要是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诗作《元日》、《梅花》，散文《游褒禅山记》等最为著名。     

王安石历史学说研究

王安石的历史学说包括历史发展学说和历史编撰理论两个方面。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他认为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富贵有常,应当顺性命之理而为之节;时运有兴废,主张不以时胜道;坚持教化黎民在于富民善民;校正风俗和安利黎民;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世界。在历史编撰理论方面,主张实录、用历史主义标准论列历史人物等。总之,王安石在人与人性方面的论述卓绝前人,与近代价值观相合。     

论王安石议政的咏史怀古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咏史怀古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意理精深,表现出政治家的真知灼见。唐人咏史怀古诗多以“抒发”为歌咏流程,以叙事、抒情为主,突出的是情韵,而王安石用以议政的咏史怀古诗,则以“思理”为歌咏流程,以议论为主,突出的是见解。其主要手法:一是顺向式的“嫁接”,即指诗中的议论沿着史料固有的评价系统,抓住适当契机,把固有评价系统之外的思想嫁接上去,以新出精,以超越出深;一是逆向式的“翻案”,即指诗歌对同一史料的议论,完全与既有的评价系统相反,有时就是针对既有评价系统的某一点展开“驳论”,在“翻案”中见深刻,使议论通向现实政治。     

孟尝君识人用人高明之举

<正>孟尝君,齐国宗室大臣,战国四公子之一,好养宾客,多达三千余。宋代王安石不认同"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写了不到一百字的《读〈孟尝君传〉》,认为孟尝君招纳的是"鸡鸣狗盗"之徒,根本不配"士"这个高雅称号。王安石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之人,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耳"。孟尝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宾客皆"鸡鸣狗盗"之徒?其实不然,孟尝君是一位礼贤好客,善于识人用人的政治家,其宾客亦人才济济。人尽其才,     

李白诗中的女性群像

本文在审视了李白诗中所有女性形象后,认为这些写女性形像的作品既倾注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也包含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从而否定了王安石言李白“品识污下”的臆断。     

北宋新党舒亶考论

舒亶是北宋王安石新党中的重要人物,在古代的历史语境中,常被定位为无耻小人形象.但真实的舒亶并非如此,虽然在北宋的政治文化与朋党之争中,舒亶因多次兴起狱案,尤其是排压打击苏轼的“乌台诗案”而备受后世非议,但其吏治、边功、文学均有不俗表现.单纯以一“小人”盖棺论定的评价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钩稽史料,详述舒亶生平行状,凸显那个“议论争煌煌”时代语境中的真实的舒亶形象.     

政治、家世与学问——以吕祖谦的灾异观为例

吕祖谦作为南宋最知名的哲学家之一,关于其学问传承,生前即有“其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的共识.治宋明理学史的学者多从吕祖谦自身文献的角度加以概念性的定义,而较少从吕祖谦文献与吕氏家族先人文献参照的角度加以解读.以吕祖谦的灾异观为例,考察吕氏家族先人吕公著与王安石围绕“天变不足畏”之说的著名政争,以吕祖谦后学王应麟的灾异观为参照,力求更为具体地展现政治、家世对吕祖谦学问的影响,指出把握政治、家世与学问之间的关系,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具有特殊价值.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略论张载

上引张载的七绝《芭蕉》,正是他治学精神的概括,也是“关学”学风的写照。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是北宋中期思想战线上与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的学派。他建立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体系又是明清唯物主义思想家“匠者之绳墨”“射者之彀率”。历史地、辩证地评     

论对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误读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是以儒家传统唯道德理性的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孟尝君的史实进行唯道德的片面评价,而非科学的历史评价,为了维持这种唯道德思想的统一性,文章用偷换概念、转移论题、虚假前提等一系列借题发挥的诡辩方法,所以从议论文的角度看,它是一篇谬文。但是当从文学创造的角度和文章的谋篇的角度来看,《读孟尝君传》正是巧妙利用借题发挥的方式,抒发心中块垒的妙文。     

从七律看李商隐对杜甫的创造性学习

从七律看李商隐对杜甫的创造性学习富康年李商隐学杜，前人有不少精到的论述。早在北宋，王安石就盛赞“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椎义山一人。”①清代的许多学者也都认为，有唐一代，真正学到杜诗精髓的，应推李商隐。李调元《雨村诗话》认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