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飞天服饰研究

飞天是云冈石窟造像中数量颇多的形象之一,本文根据云冈石窟雕凿的分期分别论述了早期、中期和晚期飞天的基本造型、装饰部位和服饰种类与特点,通过头饰、上衣、下裳、装饰品及飘带的样式演变,论述了云冈石窟飞天的特点、演变脉络,认为云冈飞天是印度歌舞形象与中国道教天仙及儒家礼教影响下的妇女形象相结合的中国式飞天,完成了由印度飞天向中国飞天的演变,佛教飞天的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是在云冈完成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晚期的飞天雕刻是这种风格的延续。     

邢州开元寺历史研究

邢州开元寺的历史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兴起和逐步发展阶段,鼎盛阶段,逐步衰落阶段以及重新开发阶段.有关其历史地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隋唐时期得到逐步发展,再经过五代和宋的发展后,金元时期到达鼎盛时期.明朝以及清朝前期出现了逐步衰落的迹象,到了清后期和民国时期,开元寺更加衰落.建国后,开元寺的开发又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飞天与敦煌艺术的再生

飞天是佛教美术中以绘画、雕塑等形式呈现的装饰性艺术形象。当代中国,飞天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由宗教艺术向世俗艺术的转化,生成为世俗的新经典。影响飞天再生的因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飞动"之美是飞天再生的前提,批评家生产着世俗经典的消费主体,艺术家从事作为消费对象的新经典的生产,主流意识形态利用经典来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并以其话语权威来推进经典的传播。飞天再生实质上是以敦煌宗教艺术为基础的世俗经典的生产,在艺术批评、创作与接受层面分别实现了审美意蕴的经典化、宗教空间的世俗化、艺术形式的大众化。飞天是敦煌艺术再生的典范,对于敦煌艺术再生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前尘后世开元寺

每每来到开元寺，面对那遗址的残垣断壁，我总有种难言的苦涩，心里也总在想它何时才能修复。开元寺并非济南独有，北京、西安、杭州、泉州、福州、苏州、正定等很多历史文化名城都有。     

飞天棉一号杂交抗虫棉栽培与管理

飞天棉一号杂交抗虫棉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用中棉30的变异株与苏棉9号杂交获得。2000年通过多点试验,2001年进入大田试种,受到种植户的普遍赞成与好评,2002年在多省、市、地县示范种植,普遍长势良好,其特点:大桃大架,优质高产、高抗病虫害,管理简单、不整枝、不打叉、省工又省时,适合间     

蒙古包建筑与结构

通过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在比较蒙古族建筑历史与现状和阐述其成因、特点的基础上,探寻蒙古族建筑中体现出的文化适应与变迁,同时总结提炼出蒙古族建筑中的元素精华.     

汉墓羽人与南朝“中国化”飞天——墓葬系统象征符号的新发展

羽人与飞天分属于两个宗教系统,伴随着佛教下移进入墓葬,跣足、裸身、头戴宝冠的西域飞天被去裸露化、秀骨清相的“中国化”飞天替代,儒家礼仪制约下的飞天中国化最终在南朝墓葬中完成,并对此后的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由图像系统发生路径看,印度飞天与汉墓羽人共同成为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图像系统发生树的“根”,而羽人图像显然对于中国化飞天影响更加深远。从图像形制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形象已经与印度佛教飞天艺术母体大相径庭,儒家审美偏好与礼仪规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图像系统的发生关系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在形制上以汉墓羽人常见范式为粉本;在符号功能上,南朝“中国化”飞天除了继承汉墓羽人界定墓室时空超凡特性,指向“不死之境”以外,佛教信仰的介入与净土信仰的流行,又使他们兼具往生净土的宗教功能。此时“羽人”作为墓葬仪式话语系统的重要一环,显然无法适应东晋南朝时期佛教进入墓葬系统的新变化。由汉代的“羽人”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化飞天”,实则是墓葬信仰发展的内在要求之必然。     

飞天图像与丝路审美文化的再生产机制

飞天图像是丝路沿线人民在文化互通或交流过程中熔铸共生的审美符号,其图像文本的具体生成过程和类型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其差异性。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图像、影像、声像等诸种类型的飞天形象及其审美变形机制。文化创意时代,审美消费成为文化经济社会的重要驱动力,审美消费不同于物质消费的地方在于其主要指向情感和意义系统,"飞天"图像也逐渐成为构建审美共通感的典型文化符号。     

日本东大寺复建与中国匠人陈和卿

被称为“木结构建筑世界之最”的日本最大佛寺——奈良市东大寺,经我校建筑系路秉杰教授缜密考证,其建筑结构方式源于我国广东潮州的开元寺。此一研究成果,于今年七、八月间先后在潮州日报、文汇报、上海城市导报、上海科技报报导后,立即在中日两国的建筑学界引起热烈反响。早在1989年5月,路秉杰教授在同济大学建校82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曾提出过:毁于公元1180年兵火之中的东大寺大佛、大殿以及南大门,是由主持复建工作的日本重源和尚委请南宋明州(今宁波)匠师陈和卿等七个中国人,在陈和卿的统一指挥下合作重建的。从“日本东大寺复建与中国匠人陈和卿”一文中,可以映证这一中日两国在文化、技术交流史上的合作成果。     

南通老城区传统民居建筑特色探析

南通老城区内遗存的大量传统民居建筑是江南吴地民居与北方民居之间的一种介体,建筑手法兼具南北两地民居建筑的特点。通过对南通老城区120多座传统民居的实地调研和测绘,对其平面布局、建筑结构及外观特征等予以解析,深入探讨了南通老城区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     

"形象第一"的现代主义诗派——试论俄国意象派诗歌

俄国意象派是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四大流派之一 ,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突出特点是承续了西欧意象派 ,并加以发展 ,形成了其诗歌“形象第一”的特点 :只重意象而否定内容 ;强调意象的独特性 ;诗写得更长 ,意象的跳跃更大 ,反映生活的面更广。     

"审美泡沫":文化消费意识与广告

商品一方面通过广告形象的审美包装,获得了越来越接近艺术品的外观特征,另一方面,广告艺术也使商品生产在观念上越来越接近艺术生产;在艺术不断商品化的今天,商品也在不断艺术化.而无所不在的广告正是"商品艺术化"神话的主要制造者之一.     

人生隐喻与语言维度的生成——论“诗化小说”的语言形态及文学史意义

＂诗化小说＂构建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其内在的价值规约在于诗性的人生意义,形态上则表现为歌唱性的语言节奏、意象性的空间想象、超越性的隐喻意义等多元旨向。一定程度上,这形成了小说语言向深层意义运动和达成诗学机制,而探讨、辨识这一问题,对于认清＂诗化小说＂乃至现代小说语言的维度,深化、丰富现代小说形式研究的人文深广度,具有重要意义。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中"露"的意象

魏晋南北朝文人诗中,出现了许多"露"的意象.其象征意蕴,主要包括悲剧的生命意识、纯洁的自我形象、超然的神仙世界、哀婉的思妇情结、严酷的自然环境等五个方面,具有短暂、洁净、清冷、萧索、严寒、凄凉、哀婉、超脱等悲剧性象征意蕴.每一种象征意蕴,都伴随着相关的其他意象,从而构成与时代特点和文学特征相吻合的悲剧性意象群.     

“诅咒”与“遗忘”的文学功能——梵剧《沙恭达罗》的艺术构造

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代表了梵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它的主题、形象、故事情节一直以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是,人们在接受这个美妙故事的时候往往都为剧中人物多桀的命运揪心,很少体味剧作在艺术构造上的精妙设计.事实上,正是由于迦梨陀娑匠心独具的艺术构造,才使诗剧获得了一种永恒独特的魅力,这匠心独具的艺术构造便是"诅咒"与"遗忘"手法的出色运用.     

“无厘头”：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

大众传播时代的“无厘头”文本不同于传统的大众文本,“无厘头”结构文本以其经典情节模式的特殊变体、庸常的小人物形象、拼贴性的“程式化”结构、“戏说”式的文本风格等因素,形成具有鲜明特质的文本结构,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和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无厘头”结构文本的形成有着独特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客观、全面地探究剖析“无厘头”文本的特定内涵和程式化结构、复杂的社会文化成因、狂欢化的审美风格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包括“无厘头”在内的当代大众文化现象。     

当“看到”打败“听到”：论景观在传媒时代的特殊地位

景观是不同时期地球形态的集合。在文化地理学中,景观既有自然的、物质的形式和形态,又是指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景观是由感性的可观性影像建构起来的。在作为以影像生产和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里,景观不仅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而且已经成为现今人们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媒介每天都在提供可供大众消费的景观,以其丰富的影像世界构筑起景观社会,同时媒介也不得不受制于景观社会的商业逻辑的诱惑,走上了一条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歧路。     

从《诗经》的"兴"看"兴"的起源--兼评"兴"起源于原始宗教说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兴"和引起的所咏之词并不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起"兴"的并非某种单一的"它物".而是由多个意象结合而构成的某种场景或情景,而原始宗教崇拜对象都是单一的动物、植物.<诗经>用作起兴的"它物"基本上都是原始人类采集、渔猎生活的对象,与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兴"起源于原始人类的采集、渔猎生活,与原始宗教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