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中的女性话语——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文化分析

身体写作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表达和强化自身社会存在和价值地位的一种特有的写作方式，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它的本意是女性通过书写身体，从主体的角度抒发自己的生命体验，以摆脱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限制和操控，创造属于自己的领域。可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商业化操纵和消费主义倾向的影响，身体写作发生了变异。本文旨在对中国女性话语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下身体写作是一种陷入误区的女性话语，最后提出只有重建女性话语权才是女性解放和发展的出路。     

从私语到高歌——近年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男权社会和男性历史书写的压抑之下,“私语”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以“私语”的方式,女性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场域,这一场域与男性话语相隔绝,既有女性情感和欲望层面的隐私性,也有经济独立上的专属意味。而在中国,则情况特殊,尤其是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期,在一种“准战争”状态下,特殊的意识形态要求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承担与男性相同的社会职责,而弃绝私人领域,这给予女性书写以巨大的伤害。出于对近30年的女性空间遭受压制的反拨,私人写作应运而生。而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发达地区的普及则导致女性书写由“私语”向“高歌”过渡。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从秘密花园到喧闹酒吧——浅论陈染、林白与卫慧的创作

20世纪90年代文坛,女性个体写作成为其间一道特殊的风景,陈染、林白与卫慧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各自不同的叙事风格、创作取向,在实现了各自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王蒙20世纪80年代老同志形象塑造及其老境之思

王蒙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是新时期以来反思“文革”最深刻的小说创作。现实主义的文风、身临其境的历史感以及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使得王蒙的人生思悟成为当代文坛“少共”人生书写最沉厚的篇章。本文集中探讨了王蒙20世纪80年代“少共”人生书写的最后一站——老境人生书写,揭示生命与革命、政治、信仰、当下现实及死亡各命题的复杂纠缠,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文学书写人及革命历史的复杂图景。     

中华全民抗战期间的东北籍满族作家 ——关于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等

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地区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国难乡仇当头,一批满族青年作家挺身而起,脱颖文坛,开始了为祖国为民族的庄严写作。他们的书写,为本民族的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价值与特征,也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期间救亡图存文艺交响中的重要篇章。     

论李昂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昂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借政治、历史等题材书写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后殖民叙事展现当代台湾社会女性的迷惘与虚妄,而其政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通过身体政治消解男权话语中心的策略使身体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意涵,李昂还通过重塑历史表达女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历程艰难.其创作实践丰富和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作品中的现实人文关怀对当代大陆女性作家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深入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进程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使人们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独特关注,也促进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和发展。     

在突围与困厄之间——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价值评估

新生代女性小说创作及其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文学现象,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和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生于70年代的一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的影响下,高举性别旗帜,用独特的女性话语描写女性心理与生活体验,在文本中凸显女性意识,对传统男性中心文学进行解构和颠覆。从“私语小说”到“身体书写”,90年代新生代女性小说具有不可质疑的文化反抗的积极意义,但也包含着致命的偏狭。     

女性写作中的阶级与历史问题——重读虹影《饥饿的女儿》

性别与阶级议题之间的互相遮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打开女性文学写作及其批评的封闭空间,将性别与阶级、族群等分析范畴结合起来,重新将历史与现实场景带入以潜意识场景为关注点的女性写作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我们在“饥饿与女人”书写的文化政治谱系中重读虹影《饥饿的女儿》可知,虹影在讲述一个女性自我发现与成长的生命故事的同时,也继承了关于“饥饿与女人”的阶级与家国历史书写传统,对“饥饿”的母/女与“江南岸”无常世界的书写,召唤出的不仅是被压抑的女性身体,也是一切被压抑的阶层与群体。在女性的潜意识场景与被压抑者的历史场景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共鸣。     

论阅读传统经典

阅读一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在荧屏与网络普及的今天 ,阅读时间的减少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而传统经典的生命力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中国古典名著在 2 0世纪被推荐、出版、阅读的情况看 ,阅读传统经典在现时代仍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什克洛夫斯基后期文艺思想探源

什克洛夫斯基在其后期著作中阐述了与其前期形式主义不同的文艺思想,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该文从形式主义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形式主义的历史演化及整个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客观事实出发,具体分析了什克洛夫斯基后期思想变化的原因所在,并对其思想转变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评价。     

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选择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约50年间,以进化论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了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汲取百年精华,从外来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交融中正悄然经历着第三次意义深远的历史转型。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理论观念的更新与文献积累的深厚,是促使中国文学研究从“西方化”到“中国化”转变的根本保证。     

《大众文艺》《西南文艺》《红岩》演变的文学史思考

20世纪重庆文学史的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艺》、《西南文艺》和《红岩》值得文学史家关注。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阵地。目前重庆文学史写作中,文学史家忽视这几个刊物的关系,遮蔽了一些真实的文学史细节。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存在的感悟：论王安忆及其90年代小说

王安忆虽然已是当今中国女作家的领衔人物,但目前文艺界对她的作品的评价仍不够充分。她不仅能跻身于百年中国女性写作的最佳阵容,而且其整体创作业绩也已接近张爱玲的水准,是20世纪以降中国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尤其是她的以长篇《长恨歌》为代表的90年代以来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海明威的主体真实

国内学术界大多认为海明威是现实主义作家 ,其支撑点是文学真实。本文通过玛丽亚形象的剖析 ,指出海明威真实观的表现特征以及由 1 9世纪现实主义向 2 0世纪表现主义过渡的二重性。     

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图文艺观的接受与超越

布鲁姆斯伯里圈是英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文化团体,以反传统性和现代性著称。小说家伍尔夫作为圈中核心人物,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圈内所提倡的文艺观展开积极对话,其文学创作活动体现出鲜明的布鲁姆斯伯里式精神气质,即对纯美艺术的不懈追寻、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的超越体现在其创作形式观、生活真实观、双性同体观的理念中,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及其限度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是"文学中的法律"中较早出现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学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意象的解读,不仅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学研究的价值的探讨。对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分析将有助于反思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无定本”现象

“无定本”是指由于删改行为所导致的文学文本改写形式 ,这一文本策略具有实验性、反讽性和实用性的多重效果。保持文学作品永恒无定本是 2 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难以抗拒的文化需要 ,它既丰富了文学史的文化内涵 ,又模糊了文学史面目 ,从而对文学史叙述产生多方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