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毒品检验的情报信息作用

禁毒离不开情报,情报工作是禁毒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禁毒工作起着信息支持作用,对打击毒品犯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毒品检验是刑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组成部分,是揭露和证实毒品犯罪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禁毒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情报作用.     

法经济学视阈下我国禁毒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与革新路径

面对复杂的毒品犯罪情势，我国现行禁毒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方面存在挤占司法资源、激励不相容、刑罚边际威慑力递减等缺欠，在刑事司法方面存在罪刑信息不对称、严重负外部性、司法资源配置失衡及预期惩罚威慑力低等不足。在禁毒司法成本既定与禁毒司法负荷繁重的约束性语境之下，这些缺欠和不足使得现行重刑化禁毒刑事政策未能实现毒品犯罪治理绩效最大化。从经济效率视角来看，推动现行禁毒刑事政策优化的具体路径包括：明确罪刑信息以指引毒品犯罪供给，加大适用罚金刑而减少适用死刑，提高刑罚确定性而降低刑罚严厉性，认真对待诱惑侦查的负外部性效应。     

对新时期我国禁毒立法的反思

历史上曾毒害中国人民 2 0 0多年的鸦片烟 ,自新中国成立后 ,被严禁而后灭绝了。但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毒品蔓延 ,至今天 ,毒品犯罪愈演愈烈且呈现出显著的国际化流行趋势。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保持对毒品的高压态势是我国政府毫不动摇的方针。但由于形势发展变化 ,我国原来的禁毒立法已不能适应当今毒品犯罪手段的多样化、犯罪的低龄化、犯罪领域的扩大化及国际化情形 ,因此 ,补充、增加、修改和完善新的禁毒法律、法规及建立禁毒单行法典已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中外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比较

文章简要叙述了我国毒品犯罪立法的历史沿革,突出介绍了我国毒品犯罪罪名及其构成特征,分析了国外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特点,借此检讨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     

回顾与展望:我国禁毒立法之评析

毒品违法犯罪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社会群体都深受其害.加强禁毒立法研究,充分利用法律武器同一切毒品违法犯罪作斗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我国二百多年来的禁毒立法演变趋势看,禁毒立法的内容日益完备、形式多种多样,毒品的认定范围不断扩大和明确,刑罚规定的轻重总是与当时的毒品泛滥程度相关.尽管我国现行的禁毒法律法规内容比较充实,但因其分散规定于刑法典和一些行政法规中,体系较凌乱,有的条文含糊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有些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因此,制定一部完备而统一的《禁毒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迫切.     

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研究

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治理毒品犯罪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开展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研究,发挥社区在治理毒品犯罪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毒品犯罪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社区矫正理论精细化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毒品犯罪人的个体和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武汉会议纪要》,吸收群众组织参与矫正,构建以戒促矫的矫正模式,对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和毒品犯罪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禁毒法制的观点博弈与现代变奏——从“严禁”与“弛禁”之争说起

禁毒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禁毒法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晚清禁烟运动中,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论战是中国禁毒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也是我国首次就禁毒战略的选择而展开的全国性大讨论。二者分别提出了"从重从快"的严禁模式和"以毒攻毒"的宽缓思路,前者流行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实践中,后者成为西方毒品合法化政策的雏形。从晚清禁毒战略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避免情绪化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形式化的解决路径,须贯彻综合治理和多元施策的禁毒方针,区分毒品消费和毒品犯罪的立法评价,平衡效益追求与公益实现的价值矛盾,完善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的工作衔接,这才是禁毒法治完善的应然要求。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中国与加拿大比较为视角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界限问题,在中外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聚讼不休。这首先是源于行政犯罪的相对性,以及中外刑事立法形式的重大差别。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不仅在客观方面存在危害后果的差异,而且在主观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对这一危害社会的行为究竟是界定为行政违法抑或行政犯罪,既要考虑立法目的,更需要结合本国的立法特点进行抉择。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毒品代购行为刑法认定的实践困难与规范完善

毒品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毒品贩卖是毒品流转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重点。然而起到毒品贩卖"桥梁"作用的毒品代购行为在刑事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文件规范上也存在着规范缺失、规范适用混乱等情况。我国应当从区分行为模式、明确主观内容等方面完善有关司法规范,并吸取借鉴域外解决同类毒品犯罪的合理有效的立法规范,尝试加强对毒品需求方的刑法打击,更加有效地从整体上打击毒品犯罪。     

区块链技术下ICO行为的风险研判及刑法规制

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载体和应用产物,ICO在发挥现代商业拉动经济模式转变的同时也滋生许多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采取“一刀切”式的限制立场,这将导致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与新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传统刑法的理论和立法在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ICO行为法律属性的解读、ICO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分界等方面都未加以明确。中国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的刑法创新规制宜进一步突出对“募集对象”的规制路径;以非法经营罪作为刑法规制ICO行为的兜底条款;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分别进行刑法认定,以完善ICO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     

吸毒不应入罪化之原因论析

吸毒行为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并没有规定为犯罪,但关于该行为应否规定为犯罪的争论时来已久。刑法的本质是刑事立法的根本立足点。对刑法的本质,学界有＂法益保护论＂与＂伦理维护论＂之分歧。吸毒行为既没有侵犯法益,也没有在反伦理性上达成共识,故不论采用何种观点,都不宜在当今将吸毒行为认定为犯罪。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我国证据犯罪立法评析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保证各种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刑法的内容之一,文章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证据犯罪立法进行了评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在证据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表现为我国证据犯罪的覆盖面偏窄,立法技术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欠佳,不能适应诉讼程序的需要,影响实体法功能的实现。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环境犯罪的立法及其演进

环境犯罪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 ,采用何种立法形式和原则对环境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作出规定 ,一直是各国学者探讨的话题。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也经历了由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过程 ,现行刑法虽然在强化环境保护方面功不可没 ,但在立法中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和尚待完善之处     

略论刑法中的阴谋

故意犯罪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犯罪预备并非起始,犯罪往往开始于犯意形成以后,正确地理解犯意表示和阴谋,有助于我们认定犯罪预备。鉴于犯意表示和阴谋存在诸多差异,我国司法制度中应确立阴谋犯制度。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重构--以近年来我国三起水污染事故为例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惩治环境犯罪。现有环境犯罪立法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立法体系不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界定模糊、刑事责任实现不足等问题。环境犯罪立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惩治犯罪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以重构出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环境犯罪刑事责任。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的生成机制与预防对策

公款境外赌博犯罪危害极其严重,且难以治理。在众多有关犯罪生成与治理的研究中,从法经济学角度入手的生成和治理理论赢得了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可。从法经济学上分析,公款境外赌博犯罪是因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的个体选择所导致的病态社会问题。因此,提高犯罪的成本,降低犯罪的收益是治理犯罪的基本理路。而要达此目的,制度的有效引导、刑事政策的准确选择和刑事立法、司法的积极应对是当下所必须重视的。     

法定视野中的目的犯检析

法定性是考察和界分目的犯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直接关系到目的犯范围划定,最终影响司法认定。解读法定目的犯的法定方式,不应囿于"目的"、"意图"等主观性描述,仅仅作形式界定,而应该探求刑法规定的实践价值,作实质性解释。非法定目的犯表面上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实际上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侵害则是划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基本标准。检视目的犯在立法上的不足,作出相应的调整,将有利于对目的犯的正确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