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实行犯是直接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主要地位。由于我国刑法在规定共同犯罪方面存在的不足,对实行犯的责任认定存在一定的偏差。在确定共同犯罪参加者的责任时,实行犯应当一概的作为主犯来看待,这样做既符合实行犯的应有之义,又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严格要求。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若干探讨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新刑法确认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探讨和论述。作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促进全人类文明、进步、民主的世界性刑法原则，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由资产阶级所创制，但我国新刑法却首先最完全、最彻底、最真实地体现了这一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居核心地位，是其它基本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套路贷”司法适用问题探究

目前,"套路贷"案件的办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诈骗罪罪名适用不当,部分司法机关机械套用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被害人明知有"套路"仍借款的情形下,依然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犯罪数额认定过高,未扣除本金所产生的合法利息,导致量刑畸重,客观上加重了对行为人的处罚。正确处理"套路贷"案件中的司法问题,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如果被害人明知有"套路"而继续借款的,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诈骗故意,其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为确保罪刑相适应,司法机关在进行犯罪数额认定时应扣除本金产生的合法孳息。     

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思考

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没有问题.然而,我国刑法立法从来没有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明文规范,只有处罚真正不作为犯的规范,这就产生了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可能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借鉴日本刑法相关规范,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以此为载体将不真正不作为犯纳入刑法规范,实现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立法化.这将是缓解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的比较妥当的方式.     

论刑法修改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罪刑法定原则应否成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应否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价值及其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的地位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已是必然。在立法构想上，应将罪刑法定原则开宗明义地规定于未来刑法典的第１条     

罪刑法定原则:视角转换与价值定位--兼论类推思维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作为一种传统的司法方法,类推却是法本来的性格,法律思维一直都是类推思维。不能将类推制度与类推思维相混淆,"不法类型"是界定可容许的和需禁止的类推的可靠标准,类推思维不会随着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的废除而消亡。同时,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更重要的是给予其正确的价值定位,并培养与之相适应的权利观念的土壤,以真正使罪刑法定的价值内涵得以实现。     

刑事古典学派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贡献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为罪刑相适应原则上升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为罪刑法定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他们关于罪刑相适应的思想至今对贯彻刑法的罪责相称原则仍具有指导意义。     

论古典自然法学派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贡献

罪刑法定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为西方乃至世界提供的重要法学理论成果之一。罪刑法定原则是罪刑法定思想法律化的直接表现,该原则已成为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法定原则所具有的社会契约、人权和法治等特质,是古典自然法学派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出理论贡献。     

想象竞合犯罪数评价标准的检讨与重构

通说对于罪数评价标准采"犯罪构成说",而对想象竞合犯进行罪数评价时却偏向"行为说",标准相左的罪数评价导致混乱且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数的全面评价原则。改变理论困境须在罪数评价上真正坚持"犯罪构成说":在法无特殊规定时,保持评价罪数与处断罪数的一致性,即对想象竞合犯评价为数罪,除刑法和司法解释例外规定需要"从一重罪处断"的情形,均应实行数罪并罚。     

论目的犯的类型

目的犯的目的是目的犯主观要件中的独立要素,其内容超出目的犯这种犯罪故意的认识范围,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根据目的与构成要件行为的关系,目的犯可以分为断绝的结果犯与短缩的二行为犯;以刑法是否明文规定为标准,目的犯可以分为法定的目的犯与非法定的目的犯.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论犯罪构成视野中社会危害性的重构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理论的核心范畴。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以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社会危害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形式和实质同一的特点,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体系上区分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将社会危害性判断从犯罪构成中独立出来,作为独立的实质判断和消极判断阶层,并进一步阐明社会危害性的规范性内涵,从而使社会危害性获得体系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刑事违法性功能论

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具有限制刑罚权发动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有利于罪刑法定和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我国刑事违法性依附于社会危害性而存在 ,不具有实体内容和独立品格。刑事违法性评价由于没有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形成层次鲜明的递进式结构 ,造成我国刑事违法性理论的功能缺失。丰富我国的刑事违法性概念 ,构建双层次刑事违法性评价机制 ,是完善刑事违法性理论和实现其功能的当然选择     

罪刑系列立法方式之提倡——兼论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罪刑系列"是指一种罪法律规定一连串近似的犯罪构成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定刑。这种立法方式被多国刑法典所采纳。罪刑系列立法是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解释对立统一的产物,顺应了现代刑法调控模式转变的要求。针对我国现有贿赂犯罪的规定提出了几条立法建议,以期严密法网,完善法典。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吸毒不应入罪化之原因论析

吸毒行为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并没有规定为犯罪,但关于该行为应否规定为犯罪的争论时来已久。刑法的本质是刑事立法的根本立足点。对刑法的本质,学界有＂法益保护论＂与＂伦理维护论＂之分歧。吸毒行为既没有侵犯法益,也没有在反伦理性上达成共识,故不论采用何种观点,都不宜在当今将吸毒行为认定为犯罪。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中的职务犯罪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职务犯罪立法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角度和我国刑事立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们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努力追求整个立法"严而不厉".特别是就职务犯罪立法而言.更应以此为立法指导精神.     

贩卖毒品罪的几个争议问题研究

在步入风险社会后,法益保护前置化、预备行为实行化进入刑法研究范畴,根据风险刑法原理,“贩卖”毒品的行为应该包括“为卖而买”和“出卖”两种方式;在贩卖毒品数量的计算方面,应按照《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将吸毒者购买的毒品数量作为贩卖毒品数量,并允许被告人反证推翻;在犯罪既遂标准方面,以抽象危险犯和目的犯为视角,提出“目的支配下的实际控制说”;代购行为和居间介绍毒品买卖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被告人是否具有牟利的目的,牟利不等于总体上收大于支,而在于是否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等好处。     

刑事法中被害人过错相关问题探析--以犯罪互动为视角

在犯罪互动过程中,被害人过错往往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该厘清被害人过错在刑事法中的表达及其蕴藏的法理,然后通过立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样将更有利于预防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