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街角青年”非刑罚处罚的司法保护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非刑罚处罚设计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调和标准的,未能充分考虑到"街角青年"犯罪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我国现行非刑罚处罚在针对"街角青年"犯罪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体系性缺陷。当前街角青年犯罪现象大量存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正视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局限性的客观存在,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先进模式,完善非刑罚处罚体系,不仅对司法实践中合理处罚"街角青年"犯罪案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论刑法修改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

罪刑法定原则应否成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应否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价值及其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的地位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已是必然。在立法构想上，应将罪刑法定原则开宗明义地规定于未来刑法典的第１条     

对死刑的追问（上篇）——死刑为什么应当存在？

死刑存在与否应当也只能是一种价值论上的根本判断,必须清楚死刑存废论争对死刑的意义所在。自刑法之外进行的追问表明,无视或有意忽视性恶论的人道主义不能作为刑事政策考量的根基,死刑的价值判断与文化、国家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同时也必须考虑整体的公平正义。从刑法的规范角度理解,刑法的任务决定了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死刑本质上是犯罪人在刑法上基于自我决定而实现的永久性、完全性排除,是生命防卫权的实现方式。国家处死犯罪人实际上是国家在执行社会共同体的任务,是社会共同体行使生命防卫权和共同体防卫权的必然结果。死刑应当存在,但却是不得已的选择,那种基于＂敌人＂概念所建立的刑法或许更应理解为一种特定状况下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我国的死刑制度应当重构。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认定的若干问题——以“两高”司法解释和证监会规章的比较为视角

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的相关内容不得直接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依据，以“两高”司法解释的为依据，知情人员的认定仍须由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还是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关键还是要看具体案件中其获得内幕信息的途径和渠道，是否属于因职务和业务而获悉。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应当包括与内幕信息之间并无职务或业务上的紧密关系但被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接触或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内幕信息具有未公开性、重要性和真实性。构成不需要“利用”内幕信息，但必须证明该内幕交易与内幕信息相关。非内幕人员在获取内幕信息后又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情节严重者是否应当以泄露内幕信息罪论处。     

信用卡网络诈骗行为分析

信用卡网络诈骗行为的特点在于利用信用卡信息实施犯罪,根据其行为方式的不同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或盗窃罪。对于在网络上实施冒用信用卡信息的行为成立何罪学界存在争议,认清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讨论"机器能否被骗",而在于厘清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系和在合理范围内解释信用卡诈骗罪的外延。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     

集中是发展方向，散在为存在形态——论经济犯罪立法模式之抉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犯罪立法模式问题被提上日程，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本文主张我国今后仍然应当积极应用单行刑法的方式规定经济犯罪，但以刑法典集中规定为最终目标。     

论转化犯

本文对我国刑法中转化犯的概念、特征及其与其他相关罪数形态的区别作了分析研究。作者认为，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故意犯罪(本罪)的同时，或者在本罪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实施了特定行为，而这一特定行为与其本罪行为的结合足以填充另一故意犯罪(转化罪)的构成，从而使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转化罪的犯罪构成，并根据刑法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刑的犯罪形态。     

死刑存废的国际论争及发展趋势

世界性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废除死刑的呼声古已有之,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主义说教,到“基本权利绝对不能剥夺”的人权说都主张死刑废止,尤其是以贝卡利亚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然权利学说,更构成死刑废止的一块重要基石。从200多年前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在当前世界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存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