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变"逻辑关系中汉语新诗的价值审视

吕进先生给出的"新诗发展中的'变'与'常'"是个高水平的学术话题,它最后也许不能像命题者所理想的那样,解决如何将汉语诗歌的传统之常付诸现代性转换的变异这样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性问题,但将新诗发展现象中的某种价值思考甚至这些现象的合法性问题纳入这种"常"与"变"的逻辑关系中进行审视,倒也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导向一种风险诗学

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在中国诗歌这个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在肯定"‘变'是新诗的根本"[1]的前提下,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虽同样是新诗与古典诗歌精神、艺术传统等似乎已经被多次重复过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并不等于同样的问题.事,不等于思.话题多次被重复,本身就是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标志.理由很简单:被谈论的实际上是古典诗歌传统如何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新诗如何汲取古典诗歌精神和艺术传统以发展自身的问题.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角度转换,因此不仅意味着正视并解决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契机,更意味着对新诗奠基性的现代性特征的重新审视和观照.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论诗歌精神重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逐渐成为、并将是21世纪诗歌创作的一种常态.在诗歌现实中,"个人化写作"显示出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保存着诗歌独立精神和艺术超越;后者异化、分裂或消解诗歌的整体精神,使诗歌沦为"物化诗歌"和"时尚诗歌".基于诗歌发展的现实要求,在诗歌与社会政治的新型深度对话关系上重建一种诗歌精神,将是诗歌"个人化写作"真正的活力所在.     

我们是否夸大了"裂变"?

新诗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对这种"裂变"和"差异"的过分夸大导致了某些新诗人漠视传统诗歌文化,追求"从我开始"的"弑父"式写作,从而造成处于"无根"状态的新诗创作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新诗以自身的"新"的"传统"丰富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内涵,但它依然是中国诗歌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新诗"自己的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荣光启界定新诗"自己的传统",就是新诗在多重困境中自觉寻求新的形式秩序,建设汉语诗歌的现代诗形,认为该传统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放下怨气,不再对抗——从余秀华诗歌说开去

在余秀华出现之前,新时期以来的新诗普遍隐匿着一股对当下诗坛的怨气和一个或显或隐的"对抗"意识.不满和对抗让新诗把重点放在服务外围世界,从而偏离诗歌本质,使新诗整体上与纯诗的目标相去甚远.余秀华的诗歌发生在超功利的状态下.她的诗歌传达内心的悸动和眩晕.她生活在现世中国的最底层,赋予了她诗歌创作超功利的客观条件.其诗歌中与农村日常意象的邂逅完全是超功利的,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寻找客观对应物.这些日常点滴引起了诗人对生命的诗意体悟,她就用诗记录下来,在不动声色的记录中审视自己的生命状态.从超功利日常生活写作和用诗来传达内心的悸动、眩晕两方面来看,余秀华的诗歌倒是无限地靠近了纯诗的写作.余秀华的走红,是中国新诗建设在百年之际成熟的结果.     

“纸”与“网”的博弈——网络诗歌新论

互联网改变了诗歌的存在形态,进而改变了诗歌阅读与写作的方式。网络诗歌写作的新特征主要表现为:写作方式上"实体书写"到"虚拟书写"的转变,传播层面上"共时性"取代"历时性",以及写作者心态的自由化和随意性。网络为诗歌阅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给诗歌阅读带来"信息"与"文学"的冲突,"娱乐化"和"严肃化"的对立,以及文字与其他媒介的交错、博弈等悖论。在网络日常化的今天,要充分认识纸媒和网媒、传统读者与网络诗歌以及"慢"与"快"的博弈关系,使它们可以在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下相互依托,以重建诗歌与时代、媒体的良好生态。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论诗学中的"知性"概念

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知性"一词有着重要的地位,然而知性概念本身迄今仍为许多人所误解.本文全面梳理了"知性"的哲学史渊源以及它在新诗史上接受与发展的轨迹,并从诗学观念和诗学策略两个方面界定了知性的涵义.     

开放“本体”与研究视野的重构——以“《星期评论》之群”为讨论个案

在新诗史上,"《星期评论》之群"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群体,在五四时期国民党人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背景下,这批南方"党人"的新诗写作也呈现出相当的历史独特性。本文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了该群体写作中"文学场"与"政治场"混杂的现象,及其对诗歌生产、交流、阅读机制的影响,尝试开放"本体"研究的视角,在政治、文化、审美的复杂关联中,重构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空间。     

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文化流散"与西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的家园情感

"文化流散"是一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所有的流散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居住于一个多种文化之间的世界,于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自我的身份认同".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大都属于文化流散者;在他们的"流散写作"(diaspric wrting)中,"家园情感"是与文化身份的模糊或丧失紧密相连的情感形式,并通过文本中的"非家幻觉"(unhomely)得到集中表现.文化流散既是一种精神与情感上的创伤,又是一种文化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它所带来的这种独特经历,有助于诗人们在诗歌中从"跨文化"的场域去书写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诗歌走出传统的樊篱,获得一种全球性的诗歌品质.     

令人迷惑的"先锋"

如果说"先锋意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有一个对应物,对应着传统意识形态及其所养育和庇护的诗歌观念,那么今天,这种意识不再意味着"反叛",而是意味着"权威",意味着一种富有生机的东西已经沦落为新的文学意识形态.假若把"先锋诗歌"或诗歌先锋性问题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置放于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当代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经验中加以观察,就会发现1980年代与1990年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在语言策略和对抗客体上的差异性,恰恰表现在是否对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态度具有敏感.如今,"先锋"对诗歌写作的要求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不是要求助长那种"一体化的大众"的权威力量的生成,而是提升出来另一种"现实",以此打破大众经验中那种现实幻觉.在世纪之交,网络的普及激活了先锋诗歌,种种迹象似乎暗示先锋诗歌即将迎来"盛世",但先锋诗人们对此疑虑重重,他们面临着先锋诗歌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即如何避免使诗歌"外交"变成诗歌"社交",使诗歌"内政"变成诗歌"内战",从而互相越界.而目下这种远交近攻的诗歌格局,势必使先锋诗歌的"外交"与"内政"变得"内焦外困".而一直以来,"先锋"似乎总是与"病态"相关联,而"光明的诗篇"也似乎走向了"先锋"的对立面.其实,时代真正的光明诗篇,并不必须把一切简单化,这光明里必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而先锋不应该是对光的告别,而应该是对光的拥有,对光的阴影的承担.     

在虚与实之间——从于坚诗歌出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兴起,于坚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者之一,以其先锋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分析于坚的诗歌文本入手,发现于坚的诗歌既有虚性又有实性,是处在虚与实之间的写作。但这种写作难度相当大,是冒险性写作,如果把握不好虚实的尺度,很容易陷入丢"虚"和卸"实"的危险境地。于坚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写作探索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即在虚与实之间保持微妙且美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