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以文为诗”之争：唐宋诗文文体观念衍变的个案

唐宋时期,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诗、文分体观念催生了"以文为诗"之争。因诗歌观念、诗体形式的差别,韩愈"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古体诗而非近体诗之中。从司空图、欧阳修到北宋后期,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化。"以文为诗"之争促使人们对韩愈诗和宋诗的特色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促使了诗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由新诗发展史谈诗的"变"与"常"

佛家认为世间一切无常.用变与常估量世间万物,"变"显而易见,"常"难以指认.要辨析新诗的"变"与"常",不妨将其置于新诗发展史中考量. 诗歌之"常"是诗歌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特征,也可视作诗歌写作者的共同倾向,或是在一定时间内具有稳定性的诗歌特性,写作者或接受者普遍遵从的一种写作规则或标准,在此简称诗道."变"则是对常规写作的一种解构,或曰革新性写作.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导向一种风险诗学

视新诗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在中国诗歌这个特定的话语空间中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在肯定"‘变'是新诗的根本"[1]的前提下,来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的虽同样是新诗与古典诗歌精神、艺术传统等似乎已经被多次重复过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并不等于同样的问题.事,不等于思.话题多次被重复,本身就是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标志.理由很简单:被谈论的实际上是古典诗歌传统如何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新诗如何汲取古典诗歌精神和艺术传统以发展自身的问题.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角度转换,因此不仅意味着正视并解决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契机,更意味着对新诗奠基性的现代性特征的重新审视和观照.     

从文类渗融和越界谈新诗的散文化

诗歌的散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经验事实.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一现象肇始于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它催动了宋诗整体风格的转换,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脉流的孑遗--延续到晚清诗坛的同光体(即宋诗派)诗潮,更是催生胡适文学主张的不可忽略的背景.但总体而言,古典诗歌的散文化是旧文学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它并未达到新诗的散文化这一根本性变革的高度,两者是不可等量齐观的.[1] 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古典诗歌或是现代新诗的散文化,都是一种文类的渗融和越界现象,它们共享了一些相似的文学机制运作规律.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以文为诗"不始于陶渊明--兼与高建新先生商榷

唐代以前,诗的地位重于文、诗影响其它文体;宋代以后,文的地位重于诗,文影响诗."以文为诗"产生于唐代诗与文的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背景之下,又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以文为诗"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时间限定.陶渊明的时代,似乎还谈不上"以文为诗"的问题.陶诗脱胎于玄言诗,但他摆脱了玄言诗过分"文化"的不足,力图恢复诗歌的诗意,他是在"以诗为诗"而不是"以文为诗".尽管其诗中尚残留一些散文的特点,也不宜称之为"以文为诗".从玄言诗到陶诗与韩愈等人从散文到诗的道路是相反的,前者是在排除"文"的特点,后者却是在引进."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的说法,还有商量的余地.而对于陶诗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也不宜归结为所谓"以文为诗"的结果.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论苏轼凤翔时期的写景记游诗

苏轼在任职凤翔期间创作了138首诗歌,其中写景记游诗比重较大。这些诗歌描绘了关中西部的锦绣河山,表达了苏轼对关中西府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轼反对暴政、关心民瘼的仁政思想以及苏轼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在艺术上突破了此前诗歌的局限,采用了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呈现出豪放清雄的风格特征,形成了苏轼写景记游诗特有的结构模式,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技巧,奠定了此后苏轼写景记游类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关于苏轼“乌台诗案”的几种刊本

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今所见几种刊本中,《函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上保存了诗案原貌;《苕溪渔隐丛话》本按编撰诗话的要求作过删改;《学海类编》本《诗谳》则可断定是伪书。     

论韩愈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

韩愈诗歌创作的成功,与他转益多师的精神有关。韩诗的艺术渊源主要是:《诗经》及汉魏古诗;屈骚、汉赋及神话传说、笔记杂传;鲍照、谢灵运、陶渊明及《文选》;陈子昂、李白、杜甫和孟郊等。韩愈在学习前人的同时,能推陈出新,积极进行艺术创新。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苏轼"诗中有画"语境论析

我国的诗歌和绘画创作在唐代都进入繁盛时期,并且这两类艺术的互相渗透与影响也日渐突出.到了北宋,诗画融合趋势更加明显,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坛宿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随着文人画、写意画主体地位的确立,诗歌和绘画在表现作者人格精神的最终指向上趋于统一.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因此而产生了.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试论清代诗人寿苏雅集及其文化心理

寿苏雅集源于清人宋荦，被翁方纲、毕沅等人发扬光大，至乾嘉年间逐渐风靡全国。寿苏雅集的流行既与组织者及参与者的个人心态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集会活动一方面要求组织者自身有一定的文坛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使活动能够顺利开展并持续下去；另一方面也要求祭拜对象具备强大的感召力，能够满足祭拜者的精神需求，引发心灵共鸣。在雅集中所展示的画作及诗人们的唱和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头戴斗笠、脚着木屐、洒脱不羁的苏轼形象，正是诗人们在繁忙的世俗官场之外渴望拥有的乐观豁达、潇洒从容的另一个自我。虽然清人亦曾为白居易、欧阳修及黄庭坚等人祭祀生日，但其规模、持续时间及影响力都不能与寿苏相提并论。清人寿苏传统还被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传到京都，并有《寿苏集》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