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诗为词”创作倾向的新透视

对“以诗为词的定义和评价，是宋代词学的一大公案，千百年来聚讼纷纭，颇难求得一致的见解。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似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开拓了新的思路。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指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知宋人已将“以诗为词”视为苏轼所代表的革新词派的显著标志，而苏轼本人亦不否认，反引为自豪，并以大量的词作实践公开弘扬他“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那么，何谓“以诗为词”？历来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以诗为词”就是不注重词的音…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论花间“别调”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花间词内容题材丰富,其中一部分词作突破了温庭筠为代表的艳体词“代言”的藩篱,将传统诗歌的白描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词体中,即事抒怀、触情兴发,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这部分词作虽非花间词主流,但却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宋代苏轼高举“以诗为词”大旗,进行词体革命提供了远程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花间“别调”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作“以诗为词”的真正源头。     

苏轼贬居黄州期间词多诗少探因

相对而言，在苏轼一生的创作历程中，贬居黄州期间是他作词最多而写诗最少的一个时期。本文主要探讨苏轼居黄期间词多诗少的原因：一是受“乌台诗案”的影响，因许被祸，心存余悸，不敢多写诗；二是受当时词体观念的影响，因词属游戏文字，作“小词不碍”，故常用词体来渲泄其人生苦闷。     

两宋题画词与苏轼文人集团综合文艺观念

苏轼文人集团诗词书画的综合艺术观念深刻影响了宋代题画词的创作,“诗画一律”的思想促进了宋代题画词的兴盛,而诗词的体制分野、“墨戏”思想的流行也使宋代题画词的画作题材选择、内涵挖掘、人文意象的象征意义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从另一个角度发现诗、词的不同风格体制特征。     

两宋题画词与苏轼文人集团综合文艺观念

苏轼文人集团诗词书画的综合艺术观念深刻影响了宋代题画词的创作，“诗画一律”的思想促进了宋代题画词的兴盛，而诗词的体制分野、“墨戏”思想的流行也使宋代题画词的画作题材选择、内涵挖掘、人文意象的象征意义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从另一个角度发现诗、词的不同风格体制特征。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浅谈李清照与苏轼的词论

李清照和苏轼是宋代词坛上风格迥异的两位杰出的词人,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篇,而且在作词理论上也有精深的见解,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以诗为词”是苏轼的创作纲领,词“别是一家”是李清照的作词主张。对苏     

论宋词声韵的历史特征

本文把宋词作为一种历史语言现象加以探讨,分析其声韵特征及当时的语言实际对它的影响,指出后世声韵著作与宋词声韵实际的异同,及与宋代词论家的渊源关系。     

北宋词坛上的两束奇葩——魏玩与朱淑真词论

魏玩与朱淑真,是北宋词坛上的两束奇葩.魏玩<鲁国夫人词>风调谐婉,语言清新,其善于化用唐人诗句,以"自言体"代替"代言体",转换抒情形式等特点,对推动词体艺术的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朱淑真<断肠词>主要由闺思与咏物两大类构成,其中又以闺思为最.意象的纤丽细弱,比喻的别出心栽,赋物以人格化,是朱词表现在艺术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二人的共同努力,为北宋女性词谱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略论况周颐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其词学思想脱胎于常州词派。其词学论著《蕙风词话》在宗法取向、推尊词体、比兴寄托、意内言外诸词学持论方面,鲜明地体现出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唐宋咏物词的审美特征

由词之为乐的时间性特点,反观唐宋词中大量的咏物词,则更易看出词人拥有的充满音乐节奏的审美心灵。在这种心态下,离形写音,化空间为时间,在管弦声中聆听物的节奏,成为词人谋合词体体性的艺术精神,亦展现出与徒诗不同的审美特征。由此,那种仅关注于"物",而求形神兼备,进而关注于"情",而求言外之意,距离歌场下的"物"感,终是隔了一层。     

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赵长卿词的寄托

宋代宗室词人赵长卿有词339首,在《全宋词》当中数量位居第5。词学专家许伯卿先生认为赵长卿词没有谈论的价值,学者夏玲女士在总体上也忽视赵长卿词的寄托。其实赵长卿词特别是咏物词有谈论的价值,不但有寄托,而且寄托着一种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深沉的沧桑感慨,并且两者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南渡宗室词人赵长卿在南宋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倾向于主战派。赵长卿词寄托的写法是受“东坡词”影响,而寄托最突出的,是他的咏梅词,其中《探春令·赏梅十首》达到高峰,咏物拟人混为一体,寄托了历尽艰辛而不屈不挠的国家精神和人格精神。     

论东坡词的人生意蕴

苏轼是北宋时期极富创造力的词作家,他的词不仅表现出情景理多重融合,仪态横生而又浑然一体,而且更深层次地叙写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感悟,赋予词作丰富的人生意蕴。苏词的人生意蕴突出表现在摆脱困厄、消解悲愁、挑战命运的积极向上精神和对人生有限性、虚幻性的深刻感悟与艺术化解。     

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的酝酿、形成和发展

山水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 ,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它是这一“人的自觉”时期人对自然审美情感觉醒和对文学自然规律认识的反映。魏晋时期是山水诗的酝酿阶段。“巧构形似之言”的山水描写受到了玄学思潮的阻遏 ,但是由于玄言诗人需要以自然山水作为“悟道”的触发媒介 ,使得山水描写得以蓄积力量。山水诗的形成在晋末 (刘 )宋初。谢灵运是第一个以大量自然山水描写奠定了山水诗形成基础的诗人 ,但是他的诗作还没有脱出“用形象说玄论道”的范畴。使山水诗完善并趋向成熟的有影响的诗人是谢月兆 ,他在题材范围及情景关系方面有所创新 ,使山水诗得以正常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嬗变过程 ,反映了自然审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 ,也反映了文学沿着独立化进程趋向自身完善的情况。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