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斠注》校勘管窥

《晋书斠注》是吴士鉴为唐修《晋书》所做的一部集注体校注，是目前《晋书》注本中最为完备者。其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吸收诸家晋史及历代载籍，兼取清代以来学者校勘考订成果，形成自己的校勘特点。其校勘成绩突出，涉及唐修《晋书》之脱讹衍倒之校订，不少成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所吸收。但其校勘亦有自身局限性，存在当校未校、校勘不精、据讹校讹等现象。     

论乾嘉时期对《史记》的评论性研究

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史记》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评论的角度也渐趋多样化。乾嘉学者从编纂体例、思想内容、叙事风格等几个方面对《史记》进行了评论,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史学批评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无疑符合“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史学批评原则。     

“秦近君”不是乾嘉学派学者

<正>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第193期)上刊登了刘汉屏同志的文章《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种为读书而读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同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学以致用的精神比起来是一种倒退。”我核查了《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并没有说秦近君是清代乾嘉时期学者。袁文中只有这样的话:“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作为汉学之弊的例子举的。汉学非清代乾嘉时期所独有,怎能据此就说秦近君是乾嘉时期学者呢?     

论<晋书>的速成及其存在的问题

关于《晋书》的撰人应以今本《唐会要》的记载最为可信,即共有二十一人。这些人之间做了细致明确的分工,有掌其事者,有详其条例、量加考正者,有分工撰录者,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一百三十卷的《晋书》之所以能够速成,与此有很大关系。速成的《晋书》具有以往同类史书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正是因此,该书一出,获得广泛认可,言晋史者,皆弃旧本而从新撰。但由于种种原因,此次修成的《晋书》也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有内容遗漏、错谬相沿、取材不当、照应不够、诠配不伦等。与《晋书》的巨大成就相比,这当然是白璧微疵,瑕不掩瑜。而这些缺点,并非《晋书》所独有,不少官修正史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问题。《晋书》存在的问题应该成为所有史书修撰者的前车之鉴。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语体视角下史书材料的时代性管窥——以《晋书·王戎列传》为例

对于《晋书》所反映的年代,目前学界尚有分歧。从《晋书·王戎列传》语法现象的语体分布差异来看,对话体早于叙述体:前者反映了六朝语法现象,而后者大致与六朝至唐的语法面貌一致。立足语法的语体分布差异,可以为《晋书》等史书材料的断代研究提供参考。     

主持人的话

中国文学的研究从 2 0世纪初期起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后来曾遭到挫折 ,但就其所取得的成就来说 ,与以前相较 ,可说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究其原因 ,则一方面在于新学说的引入 ,另一方面在于实证研究的认真、深入的展开。无论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抑或胡适的小说考证 ,全都是这方面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所谓实证研究 ,与传统的乾嘉考证之学虽有相通之处 ,却并不是一回事。这是一种一切诉诸实证的科学研究 ,不仅较乾嘉考据学要求更严密而充分的证实 ,并且不承认任何偶像与先验的东西———这是乾嘉考据学者所…     

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因由初探

本文着重探讨了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的因由。通过大量事例,论证了唐修《晋书》采撷《世说新语》的前提条件、主要原因及其重要原因。并对唐修《晋书》作为蓝本的减荣绪的《晋书》采录《世说新语》的情况进行了大胆的考证。     

唐修《晋书》未参引刘义庆《世说新语》辨证——以石崇为例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唐修晋史时,曾指出《晋书》大量地引用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此说自唐朝以来,少有异议。现就《世说新语》所载石崇其人其事为考察对象,参照《晋书》以及他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就石崇个案来说,唐修《晋书》时所参引的史料多异于《世说》而同于他书,可以证明当时所修《晋书》取材未必参引《世说新语》,而是另有所本。     

《通雅》价值探论

《通雅》在训诂学上,重倡“因声求义”,并有很好的实践。方法论上,眼光独到,超过前人甚至乾嘉学者,训诂理念亦与乾嘉学者相近。在音韵学上,方氏有明确的语音史观,于上古音、中古音均有研究。在词汇学上,方氏不但重视方言俗语,还确立了“词”的观念,而且方氏用考释法来研究汉语词汇。总之,《通雅》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学界对其评价甚高而研究甚少,这与其价值极不相称,当引起学界重视。     

《清会典》的历次纂修与清朝行政法制

清朝在确立全国的统治后,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修订《会典》,构筑了贯穿二百余年间的完备发达的行政法管理体系。《会典》及其《则例》的多次修订,使国家各级、各部门权力的行使有法必依、有章可循,在使国家管理职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也使传统社会的依法行政达到了新的高度民主。     

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

姚鼐诗学于乾嘉时期自成一家,其《今体诗钞》后世流传较广,明显体现出作者的诗歌批评特点。姚鼐评选诗歌重才力、尚奇警,以文法解诗、注重考据,并采用了圈点的批评形式。     

论《彊村丛书》对词籍版本目录的校勘

晚清兴起校刻词籍的热潮,《彊村丛书》是传统词学整理校勘词籍的集大成者。它借鉴刘向广搜异本的校雠家法、乾嘉文献考据方法以及《经义考》的著录体例,考察历代官私目录,考订籍名、梳理版本源流、评价各版本价值、考察存佚、考证词人,完善了词籍版本目录著录的体例和方法,动态展示了晚清词学家群体和藏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了词籍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词学文献学意义。     

论清代“六书”学对宋元明“六书”说的传承与超越

清代“六书”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字学研究中处于一个巅峰期,究其原因,除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氛围,《说文》学家的个人天赋与艰苦探索之外,他们对宋元明“六书”说的传承借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应全面客观地予以评价。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清代齐齐哈尔文化流人三次重大集结略论

有清一代,伴随清廷流人政策的调整,发遣齐齐哈尔的流人在康末雍初、乾末嘉初、同末光初等几个历史时期,呈现相对集中的态势。因其所处地域、环境、待遇的趋同,一定程度导致文化流人行为、心态均具备较强的向心力,由此形成了文化流人的集结活动。依据史志资料,就齐齐哈尔文化流人在齐齐哈尔的三次集结进行梳理总结,以揭示齐齐哈尔文化发展走向。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

乾嘉之际,诗风异动,无论诗坛主创还是诗风都与清前中期不同。时代与文人士子的人生走向促成了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而诗风的异动又反过来影响了文人士子的人生选择和整个时代的风尚。孙原湘选择了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并且虽以师事之又始终保持自己的主张,不仅与袁枚及以其为首的性灵派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关,更是乾嘉之际诗风异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