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爱默生的《论自然》

《论自然》是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拉尔夫·爱默生的代表作。世人多谓《论自然》是一篇礼赞自然的抒情之文,其实不尽然。爱默生创作《论自然》的目的并非为表达对自然的欣赏之情,而意在为新兴的美国发展提供思想上的支撑可以试从爱默生的形上观、爱默生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爱默生的"自然"阐释这三方面对《论自然》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文心雕龙自然之势论

《文心雕龙·定势篇》提出作家要根据文体自身的体制特性进行创作,从而使文章产生自然而然之势。自然是定势的根基与基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要求本色写作的"纠讹势",以"本采"为基础的"总群势"及崇尚文章本来面貌的"尚任势"。这一自然之势的提出,对当代文学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大美自然：庄子与爱默生自然体验的审美会通

语词意义的交集是跨文化思想共性研究的基石。宇宙自然和天地大美是美国哲学家爱默生的散文与中国道家经典《庄子》论美的焦点。爱默生的《论自然》把世界万物的构成之法界定为Beauty,并认为自然之美是宇宙的一种表达。《庄子》则表述为天地大美,与道家的核心范畴“道”紧密相关。在中国文化中,汉字“美”作为天地之象有其文字学基础,“美”的字形最初即象征预示吉凶的自然天象。文章通过词语溯源和文本的对比分析,辨析出汉字“美”的初始意义、《庄子》大美的深层意蕴与爱默生作品中Beauty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并通过梳理书中对大海、丛林、时序、季候、晨曦、荒野等自然事象的书写和体验,总结出两部典籍的作者从大自然中悟出博大、和谐、光明、超越的审美属性,使精神获得提升。《庄子》阐释蕴藏于自然事物中的道性,借助的是寓言故事;爱默生的自然意象书写,表达的是对自然中隐匿的精神之我,即“超灵”的体悟。充满诗意的形象化语言,成为中美哲人穿越性精神交会的媒介。     

曾巩的碑传理论及其传记的"平和"之意

曾巩对于碑传的理论认识不仅有着深厚的史学渊源,且与北宋诗文革新紧密相关.在《五朝国史》的纂修过程中,曾巩秉承中唐以来的史学传统,在历史书写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史义".在《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等文章中,曾巩主张"析理明道"是碑传价值所在,择人立传是作者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中,曾巩提出"人之所易到"是解决纪事征实问题的关键,"平正中和"对于包括碑传、行状在内的传体文书写具有导向作用.曾巩碑传理论由史而涉文,并不局限于作家、作品之一端,对于扭转碑传好奇虚妄之倾向,提倡平易简淡之文风有着积极意义.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释义辨正

对于《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句,虞翻之直训、王弼形上之训、孔颖达"明道之大法"之训、朱熹"圣人做易自然之次第"之训、来知得"加一法"之训、王夫之筮法之训等,同异互见,各呈其妙,但释义均不尽通达。近哲高亨以天地释"两仪"、以"是"为"太极"之训简洁明了,思路却与宋明诸儒相同。实质上,从《易传.系辞》和《易纬.乾凿度》对此句的以经解经、以传解经以及刘大钧的考辨中可以看出,其要义在于合本体与功用为一体的哲学之思,诸家注解之异乃各取所需的结果。     

秉怀自然之心——论吴明益《复眼人》中的自然书写

台湾作家吴明益的长篇小说《复眼人》是其继"蝴蝶生态书写"之后的又一力作,讲述了一个糅合自然、生态、记忆、原住民文化、科幻等诸多要素的悲伤故事。与其他作家总是倾向于在作品中充斥着自我滥情的萎靡,以及现实控诉的焦虑不同,吴明益在《复眼人》中以自然的角度切入,建构了一个因自然毁灭而倾颓的世界,并为人类哀伤心灵上下求索出疗救的良方。以此在书中展现了一种崭新的自然伦理关怀,即秉持永不介入的自然理念,以谦卑之心对待万物生灵,从而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     

论西方自然诗的三种境界

西方自然诗人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自然,使自然诗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境界。一是"无我之境",强调自然的愉悦功能,注重反映和再现自然美本身,"无我之境"是西方自然诗中最为普遍的情形;二是"有我之境",突出自然的寄情功能,诗人将自我情感外化于自然,使自然"皆着我之色彩","有我之境"在西方自然诗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三是"忘我之境",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物我关系的最高境界。     

沙漠仙人掌:玛丽·奥斯丁的自然文学创作

美国自然文学女作家玛丽·奥斯丁描写了西南沙漠地域的地形风貌、动植物特性、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将浓郁的西南地域特色融入美国自然文学传统之中。她的文学创作与柯勒律治的"有机论"相契合,就像沙漠仙人掌一样,从作家心灵的种子萌发,在西南沙漠地域的自然和印第安文化中汲取养料,将她的思想、情感、灵魂客观化在作品当中开花结果,写出了"沙漠经典"《少雨的土地》和其他自然文学作品,以艺术的形式将西南沙漠自然环境、作家生活经历、艺术创作三者联系起来,成为有机的整体。同时,奥斯丁的自然文学创作使她的生命得以升华,调和她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成就自我精神的完整性。     

自然无为:《老子》第二章的核心主旨

通常解老都认为《老子》第二章是辩证法的集中体现,并且认为辩证法是老子的核心思想。若我们跳开传统固定思维模式的路子,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圣人观等方面来仔细深入地剖析《老子》第二章的具体内容,以及联系《老子》全书整体的思想,也许会有新的获识。即《老子》第二章的核心主旨未必是辩证法,或许解读为"自然无为"更契合老子之原义。辩证法只是老子论证"自然无为"的核心主旨所运用的方法而已,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其最终的价值取向。     

《虬髯客传》之故事及版本衍变新论

从史志目录将《虬髯客传》归入"传记"看,据唐人苏鹗《苏氏演义》记载,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通过比对《太平广记》《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及《神仙感遇传》引《虬鬚客》诸本,知《虬髯客传》最初以带有传奇色彩之传记类型流传,经历了由权力上层流传至民间广传等过程,并分化成两种流传版本:一是,以《广记》本始流为小说类成一系,衍变为《唐语林》《顾氏文房小说》等,并随诸多小说类书的刊刻而为社会通行本。一是,约略于苏鹗所见"近世本"向《广记》本过渡时或更早,以杜光庭据流传初本编改成道教传扬本《虬鬚客》为一系,此系未曾广为流传。     

论《老子》中自然的意蕴

《老子》中的自然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主要体现在:自然在其历史的起点上是名词性概念,是对人类早期文明所形成的无为的生活状态的描绘,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道",成为万物的本源以及万物按照无为的原则生存与运行的规律。如果把"道"作为真理的话,自然则是指引"道"生成、运行、发展的绝对真理。作为绝对真理的自然在其外化和现"象"的过程中又变成了一个动词性概念。其含义是:在伦理阶段,自然保持着道的素朴的真理本性;在教化阶段,自然之"道"异化为"德"与"无德";在道德阶段,自然之道回复其至善的本性,最终达到"道"德"与自然的和谐。     

损益与易道及《易》书——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释蕴

马王堆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以损益二卦论四时阴阳之变,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卦气说,所表达的不仅是四时阴阳的损益消长,而且将"产"作为天地之变的价值归宿。由对损益之变的体察,《要》篇提出了"易道"的观念,以"顺于天地之心"为易道之要义,并以"君道"的视野来论易道,实现了易学由筮到德再到道的理论提升。随着易道观的提出,《要》篇对《易》之为书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新的解读,特别从易象角度阐发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与《说卦传》相关章节相比,《要》篇"损益之道"章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更为原始,带有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对《周易》进行理论创作之初始阶段的痕迹。     

《诗经》中的“兴”与人和自然的对应

《诗经》中的"兴"历来为诗家所乐道.然而对"兴"的解释却多有不同:"诗,可以兴"(《论语·阳货》)."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誉,取善事以喻劝之"(《诗大序·郑玄注》).这是单从实用的、功利的观点作出的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钟嵘《诗品·总论》).这是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抓住"兴"的本质和特点.那么,"兴"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把它与"比"作一对照.     

诗性自然人性呵护--自然生态视角下的《虹》

劳伦斯在其作品《虹》中对自然进行深情书写，体现其是一位具有前瞻性自然生态意识的文学家。劳伦斯将今昔两种自然之景呈现在读者面前，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一方面是希望读者发掘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则是号召人类谨言慎行，爱护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论东方朔言“海上”“仙人”事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以"仙者,得之自然",成功劝阻其"至蓬莱见仙人"行为。这是汉武帝时代对求仙狂热直接谏止并说服这位独断帝王的仅见史例,因而值得重视。此事《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司马光当有所据。《东方朔别传》有关东方朔说服汉武帝,于是"罢方士"或曰"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的记载可以参考。考察相关史事,应注意东方朔海滨出身,可能与燕齐方术之学有一定文化关联的背景。或许后世东方朔神异传说的形成,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早期渊源。通过传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与《十洲记》,可以发现与东方朔相关诸多传说的海洋文化因素。     

《格萨尔王传》英雄形象性格的经典性——基于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比较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动态地、发展地叙写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赫克托尔、涅斯托尔和佩涅洛佩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和盘托出了他们在为荣誉而战的光环下的追求体系;《格萨尔王传》也在为"善道"而战的旗帜下,动态地、发展地写出了格萨尔、贾察协噶、绒察查根、珠牡等在战争、婚恋场景所展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精神与物质、文化与自然、灵与肉的统一,将其追求体系和盘托出。中西两大史诗均开创了同时描写古代英雄之表层性格和"深层性格"之先河,他们代表着"英雄时代"之时代"英雄"亦人亦神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体现着人本意识、自由意识以及责任、担当、关怀意识,具有经典的人文价值和崇高的审美价值。从英雄形象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格萨尔王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与荷马史诗媲美,不愧为《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东方版。     

胡安国《春秋传》学术渊源探析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理学家,其倾注毕生心血所著的《春秋胡氏传》专涉科场达三百年之久,同"三传"并显,被列为《春秋》四传,享誉甚隆。胡安国《春秋》之学深受孙复及程颐的影响,其解《春秋》,会通三传,兼采诸家之说,以成一家之言。诚如他在《春秋传.述纲领》中所说"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谷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1]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消费·赛博客·解域化——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新语境

我们正面临着使自然与文化之界线再次呈现为一个重大问题的新语境:其一,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它将商品变成符号,将使用价值置换为符号价值,将物质消费转化为符号消费,这结果就遮蔽了人之真实的和自然的需求。其二,当代高新技术正创造着一个跨越了自然与文化之传统畛域的新现实,哈拉维以"赛博客"名之,它既非自然亦非文化,而是二者的混杂。其三,由于文化总与地域性相关,全球化作为一种"解域化"便意味着文化间的相互越界和冲突,以及各种文化对其合法性的竞争性主张。这些主张无不诉诸一个超越自身而普遍和绝对的"自然",但是,究竟谁是"自然"的权威代言人?新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然和文化的界定和再界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