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与"应当"的不可通约

以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提出的“是”与“应当”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对当代西方一些著名伦理学家的相关论述,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论证了“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的正当性     

工程伦理“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

当代工程伦理规范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于人们仅注重于寻求具体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对工程伦理规范“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的分析和研究。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应当”的话语系统表达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及至实现“好的生活”的努力,以规范、准则的存在样态规约工程行为者的诸多责任。通过对工程实践反思性把握的总结、抽象和提炼,“应当”体现人在长期的工程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积极的工程与人、自然、社会交往方式、存在样式,同时又构成对工程行为者的规范性视角,将“我”所应担负的责任或义务形式化。     

正确认识道德的“应当”

宋希仁在《南昌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撰文指出，“应当”有其客观根据，并有着确定性，是人进行自由选择的　前提条件，同时，“应当”也有着正当性的价值，因而拥有对现实的批判权利。把道德的“　应当”从认识中提炼出来，表明人类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有了自觉意识。人类在种族繁衍　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系列生活常规，它们就是要求个人“应当”如何的　行为规范。从哲学上说，真实的“应当”是有客观根据的，因为它以真理的认识为基础。“　应当”的根据就是事物的矛盾，由于矛盾，事物内含着对自身规定性的否定…     

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统一——对工程伦理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的反思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正确认识道德的“应当”

把道德的“应当”从认识中提炼出来 ,表明人类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自觉。对“应当”的认识 ,就是对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解决矛盾的必要性的反映。道德的“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它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对人的应然性要求。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应当”的思考和选择。人们作出道德“应当”的选择 ,不仅要靠个人的觉悟和智慧 ,而且也要靠社会或集体的正确、细致、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     

论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

回顾了对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的有关批评,以及塞尔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和对他的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行为的概念分析,试图论证,塞尔在他的推导中,混淆了做出某种行为和某种行为获得成功之间的区分;由此,未能正确地解释制度与制度性事实的关联方式,以至于认为制度性事实的存在可以否定"是-应当"区分.     

“安乐死”的伦理论争所忽视的方面——对“安乐死”论争的省察

由于在生命价值问题上的分歧，中西方对“安乐死”的讨论出现了一些缺憾：没有在元伦理意义上对生命价值作出全面、客观的诠释；关涉“安乐死”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责任)的争论，多从与“患-医”关系相应的“权利-义务”层面展开单向度的讨论。应当更深入、全面地探讨生命价值和尊严这样的元伦理问题，并且对“医-患”关系的权利与义务作双向度的探究，同时应将“安乐死”的讨论延伸至动物，以便为“安乐死”的实践提供更切实的指导。     

“情”－“理”的“精神”形态--基于人的“同一性追求”的道德哲学探寻

“同一性”是人类不同精神文明形态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共同回答。人的“同一性”追求在现实的民族精神中演化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由于这两大追问彼此交织在一起,对这两大追问的现实回答又凝结为伦理道德相统一的道德哲学问题。基于“精神”的本性以及“情”的合同性与“理”的别异性等独特的精神哲学功能,伦理和道德相统一的动力正源于“情”与“理”的统摄互动。而在伦理、道德相统一的过程中,也成就了“情”与“理”由应当统一到必然统一的“精神”形态。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 ——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探索解决休谟问题的实践方式——读孙伟平《事实与价值》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 :以往的道德学体系总是先按“是”的规则进行推理 ,但却突然地、不知不觉地过渡到用“应当”提出规范。从“是”过渡到“应当”的根据是什么 ?人们却没有给出相应的证明。[1] 在休谟看来 ,这种从以“是”为系动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当”为系动词的伦理 (价值 )命题之跳跃是缺乏逻辑根据的。这就是所谓休谟问题[2 ] 。休谟问题震动了哲学界。此后 ,西方许多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 ,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一时 ,“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认识与评价、事实判断与价值     

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分析

以往人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基本上是直观的，没有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只有结合语言逻辑分析才能深刻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不可说的”，这促使我们去考察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语言逻辑机制。语言的基本结构包含形式、内涵和外延三个层面，其间存在重合、透明和转换的机制，只有懂得这个机制才能解决西方哲学留下的“存在之谜”等许多难题。思维具有直观和反思两个维度。应当克服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按照恩格斯指出的方向去推进哲学研究。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道德信仰的作用机制——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哲学解读

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对传统理想信念教育范式的突破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价值逻辑上是从“是-应当”转变为“应当-是”。在“应当到是”的逻辑过程中,这一转变需要一逻辑中介即道德信仰。道德信仰通过“价值还原”和“超越生成”机制,使大学生个体得以突破“主-客”、“个体-社会”和“真理-价值”的二元价值分裂,使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得以主体性的生成。     

论不可说的东西

古今中外有许多哲学家都谈到“不可说的东西”,特别是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开列了一系列“不可说的东西”的清单 :逻辑形式、主体、世界总体、人生伦理、客观存在 ,等等。其实 ,从哲学基本问题和语言层次的观点来分析 ,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并不神秘 ,我们的语言有相对地表达这些东西的方式 ,同时又有其局限性。理解语言的逻辑机制是解决许多哲学问题的关键     

“不可替代行为”强制执行若干问题研究

“不可替代行为”所具有的特定人身“依附性”,是该类行为与“可替代行”最为基本的区别。为了规范执行实践中对于“不可替代行为”的强制执行,我国立法上应当对于“不可替代行为．”强制执行的“例外”、“执行规则”、“执行程序”、不履行“不可替代行为”条件下的“损害赔偿”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对某些“不可替代行为”的结案期限做不同于一般执行的调整。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社”与“祖”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与“祖”意指土地、祖先，涉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信仰、礼制、仪式、社会维度。“社”与“祖”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促成的是宇宙、社会与个人的相互混融，承载着“亲”、“和”、“孝”、“序”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并调适着人地关系、人神关系、人际关系，塑造了社会的基本架构模式。“社”和“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肇始和根源，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核心与载体，其所秉持的伦理价值、文化价值、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尊崇的。     

“一词多义”说应当取消吗?

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取消“一词多义”(多义词)说法的主张,其中以赵乾坤先生的《“一词多义”说应当取消》(载《雁北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的言辞为最激烈,大有非如此不可的气势。笔者拟针对《“一词多义”说应当取消》(以下简称“赵文”)一文的主要观点,发表一点意见,旨在商榷,希望能得到语言学界的同仁和专家(当然亦包括赵乾坤先生)的指教。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     

校长应当是读书人的范本

理想的学校应当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而读书则是校园文化最重要的底色。尽管校长的职务有较明显的行政色彩，需要对学校的人事、财务、后勤等负责任，但毋容置疑，他更是校园文化的引领者与经营者，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倡导者与带头人。正如张文质老师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校长应当是读书人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