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基于反公地悲剧的教育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反公地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而目前解决“反公地悲剧”最佳途径是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优化资源配置。当前，要解决中国公立高校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反公地悲剧”现状，政府可以通过立法来构建一个以教育产权的重新界定、整合、使用以及交易为内容，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公立高校产权管理体制，从根本上避免公立高校中的“反公地悲剧”现象。     

“政府失灵”与现代环境管理模式的构建

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是环境管理体制存在弊端,如管理机构设置不尽科学、缺乏综合协调机制、管理模式单一、公众参与缺失等,为此,必须创新环境管理体制与制度。现代环境管理体制应该能够实现环境保护的统一决策和统一监督,实现部门之间良好的分工与协作,应该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应该能够在国家管理的基础上引入公众参与的力量。     

悲剧:作为开放性结构的语词

本文通过对语词"悲剧"不同用法的分析,总结出该语词具有开放性结构的特点.它既包含相似性,也包容差异性.因此我们在研究悲剧理论时,首先应对这一语词有所界定.     

从《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看中西方悲剧心理

《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描写贵族男女冲破世俗观念和封建礼教,并争取自由恋爱的催人泪下的浪漫悲剧,但折射出中西方在思想意识领域悲剧审美情趣的差异。本文就这两部剧作所展示的中西方悲剧心理作对比阐述。     

《活着》，由“荒诞”与“非理性”构成的现代悲剧

悲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生存的悲剧意识则是贯穿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余华是一位充满悲剧精神的作家,而对作品的荒诞和非理性化处理是他表现生存悲剧意识的有力手法.余华的代表作《活着》,传达出强烈的人类生存悲剧意识与荒诞境遇,并且试图以道家式的"忘"来消解人类的生存悲剧.     

从“摔玉”与“识锁”看钗黛的双重悲剧

宝玉两次摔玉都与黛玉有关,都以摔玉这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宝黛二人的宿命前缘,但都以摔玉不碎象征着木石前盟悲剧的不可扭转。同样,细读"识锁",揭示作者设置"金玉良缘"悲剧的深层意蕴,挖掘出作者对悲剧人生的哲理思考。     

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管理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必须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状况、管理原则、教学方法进行认真调查,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水平及效果的对策。     

营销渠道中"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理论表明:公共物品的私人自愿供给会导致供给不足,而营销渠道中,"公共物品"对保持竞争优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营销渠道中"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问题的特点,构建了博弈模型,求解了博弈均衡结果,探讨了均衡结果的现实意义,提出应从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创建良好的渠道沟通氛围、确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等途径来解决营销渠道中的"公共物品私人自愿供给"问题。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身体和自然概念的认知分析

将认知分析应用于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隐喻中。将根据意象图式和隐喻过程中所涉及的映射的认知功能描述不同类型的隐喻。莎士比亚利用意义的复杂性，使用概念隐喻和意象图式，创造了常规、非常规甚至是创造性隐喻，尤其是此悲剧中的“自然”和“身体”隐喻的概念。分析显示，我们不少日常概念可为常规隐喻所组织，而文学话语中的新鲜隐喻可分析为常规隐喻的新引伸和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