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视野下的劳动关系

对劳动关系属性的认识,不能仅从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去认识,而应从劳动价值实现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去分析。这就需要从宪法的视角,即从国家在劳动价值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去分析劳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因其不干预、积极干预以及直接提供实体性保障的不同作用,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劳动关系。相应地,宪法视野下的劳动权也是一个以劳动自由权为主、以国家保护性义务与劳动社会权为补充的立体式的结构。     

《劳动合同法》视角下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劳动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而制定的劳动合同法,将为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提供法律的保障,实践中我们应当在劳动合同法的指导下寻求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     

行政诉讼观念现状及其对诉讼行动的影响探析——以中部某自治州为例

行动中的行政诉讼深受行为人行政诉讼观念的影响。为了完善并有效实施行政诉讼制度,有必要实证对照观念中的行政诉讼与文本中的行政诉讼的现实差异,建构正当的行政诉讼观念,将文本中的行政诉讼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论新劳动立法背景下劳务派遣

《劳动合同法》首次规定了劳务派遣制度，使劳动派遣复杂法律关系的调整有法可依，但由于立法准备不足，存在先天的制度缺陷。本文从保障劳动者在劳动派遣中的合法权益人手。借鉴别国立法经验，从多方面探讨完善我国的劳动派遣法律制度的途径。     

劳动与自由——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解读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类自由危机,马克思和阿伦特都主张以实践作为其走出困境的方案。但是,他们在劳动、自由以及实现自由的具体实践方式方面存在认知差异。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对劳动的推崇,是对前柏拉图政治经验以及柏拉图开创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反叛。深受古希腊政治影响的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作出了误读。她认为,政治行动是实现人类自由的唯一方式,马克思对劳动的肯定是对政治以及人的自由否定。事实上,阿伦特既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自由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也没有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行动实现自由的非现实性。     

法律衡平与劳权保障:现代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一)

针对法律衡平与劳权保障中的现代劳动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探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相对于用工者所处于弱势地位,与其用工者在订立与履行劳动契约过程中,存在着实质上是以法律形式平等掩盖了双方的实际不平等地位。这就要求现代劳动法应以约束和规范用工者劳动用工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立法价值取向,要在法律上形成劳动基准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和劳动监察制度,运用法律手段衡平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的劳动法制建设、劳动立法、司法与执法工作并举,为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法律机制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劳动关系的异化--兼论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

劳动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范畴,受法律凋整后形成具有特定权利和义务内容 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动关系异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很多,其异化将产生三种不同结果:简单变异、 复杂变异、变质。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简单变异。文章分析了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异同性, 指出在理论与实践中区别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本质差异的重要性,并对劳动关系异化规制问题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应着力防范借劳务关系的"外壳"掩盖劳动关系的"内核"的作法,防止用人单位将本 单位应尽的法律义务推给劳动者,推给政府,推给社会,从而影响全社会的可持续的稳定与发展。     

涉外劳动争议中中国劳动法律规范的适用

有关涉外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国法律规定比较简单,已有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涉外劳动争议,主要适用劳动者工作地的法律。在中国境内履行的涉外劳动合同,一般适用中国劳动法律规范。中国劳动法律规范中的所有强制性规定是否都必须适用于在境内履行的涉外劳动合同存在争议。在中国境外履行的涉外劳动合同,一般适用外国劳动法律规范。当外国法所规定的劳动基准低于中国劳动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最低标准时,则可以直接适用中国劳动法律规范中的强制性规定。     

劳动法视野中劳动关系认定问题的思考

劳动法中的劳动关系建立在对传统的雇佣关系加于公法干预上,这种劳动关系具有鲜明的从属性,从属性构成了劳动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属性.然作为据以确立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与某种从属性的社会关系的可受保障性之间存有一个“空档”地带,故笔者认为应采取“从属性+可受保障性”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并提出实务中具体可以参酌判断从属性的要素内容,以适时地使劳动法的规范调整与社会现实的劳动法诉求相契合.     

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之理念与制度选择

家政工人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产生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就业结构中呈现出"易受伤害性"面相。现行的劳动法律规范体系和地方家政服务规范文本从理念到逻辑无法规制这一特殊群体的内在利益诉求。关涉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无论将来制定专门性的《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法》抑或修改现行的劳动法律规范体系,需要以社会法理念为导引,重塑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基准制度和建立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监察制度。     

论法科学生“四个自信”的培养 — —基于刑法学课程思政的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刑法学教学必须将“四个自信”深植学生内心，其中，道路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是刑事法治的人间正道；理论自信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刑法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制度自信为“管用”是我国刑法的 底气；文化自信为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在现行刑法中的再现是文化自信的源泉。教师应当不断挖掘、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课 堂教学中，在法条文义解释、立法目的阐释、刑法史追溯、案例讨论等各个环节，以各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将“课 程思政”的要求落实落细！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迎拒之间:论曾纪泽对公法的认识及运用

曾纪泽公法维权思想是在全方位扩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与落后的中国古典文明的激烈冲撞中产生的。曾纪泽对国际公法的多面认识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肯定公法的现实意义与精神意义,所以主张接纳公法;另一方面,曾纪泽并不迷信公法,而是主张有选择地援用公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曾纪泽并无意将公法作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准则。其对公法既承认又保留的迎拒心理反映了近代知识界对国际法是否可恃的矛盾心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则鉴于中国国势日弱及国际公法在中西交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加强了对公法的重视、认识及运用;二是源于对世界强权政治的实质性认识,使曾纪泽对列强主导下的公法有所保留;三则其对包括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在内的中国的制度、法律、文化仍具有强烈信心。曾纪泽对公法的多面认识及灵活运用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络,具有实用性,也受传统思想、个人能力及时代主流的桎梏,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校聘任制改革下的教师法律地位审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我国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逐步推行教师聘任制。鉴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和性质,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清晰的界定,理论界对教师聘任合同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难以有效解决高校与教师之间的纠纷,不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文章对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进行思考,以此明确教师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规范教师聘任行为,顺利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     

论基于经济治理的经济法软法之治

无论从一般法理还是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层面看,经济法软法的治理功能正在得到彰显。为此,有必要对经济法软法的基本类型、经济治理及其理想模式、经济法软法治理得以实现的路径以及基本规则进行理论阐释,使经济法软法在经济治理中发挥其应有功能。为达此目标,本文首先对其渊源加以分类,将其类型化为公共政策类、行业规章类、专业标准类、市场交易主体类和国际经济法软法规范等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分析从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中探寻经济治理的旨趣,进而基于经济治理的本质探讨经济法视域中经济治理的理想模式,从该部门法角度厘清并选择"经济治理模式",该模式即为"经济法规范文本层面的治理+经济法软法规范的治理"之软硬结合模式,其实质就是经济法软法与硬法并用。最后诉诸价值分析从应然角度研判,提出经济法软法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变认知观念、厘清治理路径、协调硬法与软法实施,并遵循冲突时软法让位于硬法、和谐时软法优先于硬法两项基本规则。     

投资者权益保护与证券支持诉讼: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在共同诉讼和单独诉讼方式下,根据既有的法律框架与运行机理,投资者权益很难得到完全补偿。在证券支持诉讼方式下,由于律师费的负担转移给投服中心,因此投资者的诉讼成本得到降低,并且充分利用"搭便车"而扩大群体规模。公共执法成本与私人执法成本通常呈现出此消彼涨的状态,而证券支持诉讼是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并降低社会成本。在既有条件下,证券支持诉讼与共同诉讼、单独诉讼将并行存在,建议从保护投资者权益与提高司法效率角度,允许律师风险代理制度由"进入制"过渡到"退出制"以及审前双方证据充分开示。     

经济法学与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国家干预——以系列“房地产新政”为例

一系列的“房地产新政”,是中央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实行的一种干预手段,这种干预手段的实施具有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支撑.文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暴涨的因素,并从经济法学和经济社会学视域对中国“房地产新政”进行评析,以便更全面、深刻、细致地把握新政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期达到共识.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内涵、意义与建设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不是并列关系，自治是法治和德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 和法治的基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强化党的领导，立足自治体系建设目标，推进 乡村法治和德治建设，使得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作用于乡村治理。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包括刑法与环境法在内的现代法治手段具有内在需求.分析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较为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刑法与环境法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导致两者协调性较差的原因有:(1)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在一定时期呈现出价值分离的状态;(2)生态法益没有成为环境犯罪判定的核心指标;(3)环境执法的难点问题并没有转化为环境司法的重点.提升现阶段中国刑法与环境法协调性的主要进路有:(1)实现环境政策与刑事政策的紧密结合;(2)逐步实现刑事立法的生态化,促进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3)加强环境刑事司法过程中生态法益的识别与度量.     

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