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意义上的“情”何以是伦理的?

“情”作为人的重要的存在方式,既是个人生存于世间的有感而发,也是连接家人、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纽带.在本体意义上由“感”而生的“情”可以成为伦理学讨论的对象,因为它带有善恶意味,能够成为涵养道德行为需要研究的哲学问题.儒家礼乐文明对情与欲的节制,使得“情”的存在意义由个体延伸到群体,并在家人和陌生人之间形成动态的平衡,使得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维持.“情”是儒家伦理走出家庭伦理局限而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环节.     

亲属法伦理本质的人性之维——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发的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出台至今,备受争议,而对亲属法的定性及其深层阐释则是解决此问题的前提。亲属法的正当性问题体现为其定性问题。无论从"形式"与"实质"这一范畴还是从亲属法的正当性这一角度来进行思考和认定其定性问题,伦理本质都是对亲属法性质的当然回答。从历时性角度研究亲属法伦理本质的关键在于厘清人性是亲属法与其伦理的共同的、原初的出发点和对象。人性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特性"两重性,统摄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层次,这些构造因素经由道德评价机制转化为婚姻家庭伦理,再同构化为亲属法规范。     

人性研讨中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在人性问题的研讨中,我们看到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倾向,诸如认为“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人性是个体人“自由自觉”地“选择”、“塑造”的结果;“人性的善恶基因潜在人的自然属性中”。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的根本性能,人的一切属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性不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即主观能动性);自然属性是不分善恶的。人性研讨中我们必须正确坚持唯物史观。     

《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美学思想——美论与人性

《审美教育书简》是席勒最重要的美学论文。它从席勒的时代现状入手,把美学问题与改变人性分裂的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确定美是拯救人性的唯一手段。它从人性的分析开始论美,得出人的三种冲动：感性）中动、理性冲动、游戏冲动;这三种人性冲动决定了三种人：感性的人（自然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游戏冲动结合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最终成为了道德的人。因为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即活的形象,所以美可以使人性完整,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这种美论是一种伦理美学的思想,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手段而形成的美的人性改革手段。它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具有伦理的理想性和前瞻性。     

多层次家庭规制体系之一——非婚同居的历史考察及重构

从家庭功能的角度来看,非婚同居完全可以承担婚姻家庭的相互扶助、稳定的性结合及生育子女等基本功能.同时,相比于婚姻,非婚同居保留了足够的家庭自治空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践行.现代社会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多元化趋势已不可扭转,家庭法应当构建多层次的家庭规制体系,应当本着保护弱势,稳定生活共同体的主旨,将非婚同居纳入家庭法的调整范围.同时立法仍应肯定婚姻的社会主导地位,在非婚同居制度的设计方面采用与婚姻区别对待、分别调整的原则,使严格的婚姻和松散的非婚同居互易互补,维护人类的进步与秩序.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人性“本”无善恶——《荀子》“性恶论”新解

荀子因一篇《性恶》历来被认为是“性恶观”的代表人物,但在训诂学渐盛和对古典文化重新审视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性恶”理论正被重新解释.从内容分析看,误解的可能性在于将“情”、“性”、“欲”三者混为一谈;从时代背景和论证局限看,处于战国末年的荀子为了崇尚儒家的“礼乐”之道,不得已而以“性恶”为其理论基础,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化性起伪”、“改恶为善”.若摆脱时代背景、内容误解、论证等局限,可见他对“人性”最根本的理解其实是“人性本无善恶”.     

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先秦诸子论人性、人情与人欲之关系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问题的讨论又必然涉及“情”和“欲”的问题。先秦诸子关于性与情、欲的关系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一为以情、欲为性,认为人的情感、欲望是人的本性;一为以性为情的基础,情由性出,情是性的外现;一种将性与情相对立,认为情感的产生是性的丧失。这些观点对解决现代人的情和欲的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走出人伦道德的世界——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生长的思想根源(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发展到了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人”的新阶段 ,而这种重新界定意味着中国政治哲学和伦理文化的新时代———“近代”的开启。传统儒学主要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界定和把握人 ,而近代思想家们则首先视人为一具有自然欲求的存在 ,进而走出了传统儒学关于人性之善与恶的纷争 ,主张性无善恶之分别的自然人性论 ,强调了人性中“智”的重要性 ,由此而对以个体本位主义为价值诉求的新人格作了建设性的探究 ,为近代“权利”文化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瑶、汉族婚嫁模式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发现,瑶、汉族在基本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差异显著的生育文化.从妻居是瑶族十分流行的一种婚嫁模式,这种婚嫁模式动摇了传统生育文化的内核.据此提出,变革婚嫁模式是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主要应通过政府引导、立法规范、舆论导向和政策鼓励推动这一变革的进行.     

婚约的性质和效力

婚约作为人类社会中一项法律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可追溯到西周。由于立法者对婚约的误读,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对婚约作出立法规定,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婚约仍然大量存在,并呈现出不同于古代婚约的许多新特征。就婚约性质而言,婚约是具有一定效果意思的表示行为,具有伦理性的特点,宜归为亲属法上的契约;就婚约的效力特征来说,基于对自由价值的保护,婚约作为一种亲属法上的契约,其权能受到限制,不得基于婚约提起缔结婚姻的诉讼或者缔结婚姻的判决不予执行,无强制力,因此,是类似自然债务的不完全债权。     

试论婚姻的本质

众多婚姻理论的歧义性表明,各种婚姻论说中一旦引入婚姻的功能性要素来界说婚姻的本质时,也就进一步遮蔽了婚姻的本质。婚姻本质的界说,应该首先剥离各种次生的功能性关联,最后唯有性以及性关系或性行为是婚姻的中心事实,是婚姻的核心指向。婚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对人类性行为的制度性规范。     

关于科技伦理与法的思考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得某些科技活动可能导致恶的结果,科技伦理的非强制性使其对科技行为的规范作用具有局限性,因此必须进行科技伦理立法的研究,创制科技伦理法,以更有效地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     

道德法律化初探

道德法律化,即是将人类的道德、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法律的本质,并为法治的构成建构了基石。道德法律化可提高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加强社会制度文明建设,提高社会公民素质,是实现法制化社会的一个前奏曲。我国现行法律在维护社会公德、加强职业道德和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还应从时代需要出发,继续加以完善。     

期权理论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研究

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净现值法,建立在投资是可逆的和不可推迟的条件上,它忽视了投资时间选择的价值,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用期权理论进行投资决策分析,给以NPV为基本方法的决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期权理论提供了分析及测定不可逆投资项目中不确定性的方法,运用该方法进行投资决策,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不具备合法的婚姻成立要件因而不产生夫妻权利义务的“婚姻”。我国现阶段无效婚姻仍然普遍存在 ,对当事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新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 ,填补了这方面的立法空白。比较无效婚姻的立法 ,应注重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家庭暴力立法研究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许多国家,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在我国,解决家庭暴力的相关政策仅仅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家庭暴力纠纷案件的增多对现行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是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进而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基于此,法院内部也应设立一个专门的解决家庭暴力纠纷的家事法庭,并构架起此领域的公正审判权,从而树立起司法权威,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正义的必然选择。家庭暴力立法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对法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职制度及其立法

监护制度一直以来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传统的监护制度全然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因此,必须首先从我国立法和理论上对监护制度概念界定的弊端入手,厘清我国监护制度的概念界定,完善我国监护制度;其次,我国的监护制度理应回归婚姻家庭法,并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亲职监护制度,以此来规范并完善我国亲职监护的法律体系。     

刑法的根基:人类的基本感情——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人类的基本感情源于人性,即人类的基本需要,其核心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感情为基础而不能与之背离。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于人性的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真正的法治只能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来办事与人类的基本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以人类基本感情为限度、为依据来理解解释法律,而不能作出明显违背人类基本感情的司法判决。唯其如此,法律才可能为老百姓所接受,才尽可能得到大家的遵守与拥护。因而,刑事司法的主线应当是"法融于情",所谓的"法不容情"只不过是"恶法亦法"的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