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立法的人性基础

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其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前者涵盖性冲动和生存欲两种自然欲求,后者涵盖性结合方式和群体性生活方式两种社会要求.亲属立法并不直接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界分到亲属立法,中间需要有婚姻家庭伦理的介入.婚姻家庭伦理是对“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社会性”进行道德评价的结果.婚姻伦理通过性禁忌、贞操观念分别对性冲动、性结合方式进行规制,家庭伦理通过不伤害原则、“同居共财”伦理/物权平等伦理分别对生存欲、群体性生活方式进行规制,而立法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吸纳采歉抑路径.人性善恶假设是影响中西方亲属立法价值取向的关键原因.中国立法应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兼顾家庭本位的整体主义.     

家庭成为民事主体的理论证成与法律协调

我国民法总则应当正视家庭的民事主体地位.家庭是一个稳定的亲属团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独立意思能力,符合合伙理论,类似其他组织.将家庭构造为民事主体之时,我国民法典应当以表见代理制度来协调处理个体独立人格和家庭团体人格之冲突;以承认家庭名称权和名誉权的方式来化解个人名义与家庭名义之下具体人格冲突;以家庭债务的清偿范围来划分家庭共有财产范围;以农户"准"权利主体的转正来名正言顺地主张两种用益物权;以替代责任的发生来确定由家庭承担特殊侵权责任;以合同相对性原则和表见代理制度综合衡量是否由家庭承担违约责任.     

亲属法伦理本质的人性之维——由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引发的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出台至今,备受争议,而对亲属法的定性及其深层阐释则是解决此问题的前提。亲属法的正当性问题体现为其定性问题。无论从"形式"与"实质"这一范畴还是从亲属法的正当性这一角度来进行思考和认定其定性问题,伦理本质都是对亲属法性质的当然回答。从历时性角度研究亲属法伦理本质的关键在于厘清人性是亲属法与其伦理的共同的、原初的出发点和对象。人性涵盖"人的动物性"和"人的特性"两重性,统摄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层次,这些构造因素经由道德评价机制转化为婚姻家庭伦理,再同构化为亲属法规范。     

论婚内夫妻一方家务劳动价值及职业机会利益损失的补偿之道——与学历文凭及职业资格证书之"无形财产分割说"商榷

对婚内夫妻一方为支持或协助夫妻他方的学业、事业的非经济贡献和经济贡献之补偿,不宜采"无形财产分割说",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不应放在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上,而应放在离婚救济制度的补充、完善上.对婚姻期间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价值及职业机会利益损失进行补偿,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生成式人工智能场景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逻辑与规范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运而生使得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新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和生成场景中引发了信任危机,传统的个人信息自决路径已然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变革。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个人信息的算法识别本质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契机,算法对个人信息识别从因果关系转向相关关系,而个人信息流通则基于场景一致性理论建构起信息规范,使得个人信息流通具备合理性,并将个人信息流通的风险控制在信息规范的限度之下。重塑以算法可识别为核心的风险规范路径,需要建构数字守门人的二元规制机制,形成个人信息流通的外部监管规范;同时在个人信息识别流通中,对知情同意原则以信息信托义务进行补充,从而实现个人信息的内部流通机理;对个人信息流通风险基于场景化分置,将个人信息和模型算法进行分级分类,促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敏捷性治理,以此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流通的平衡。     

刑事审判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代化的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作为审判程序的主导者法院和法官来进行,我国的刑事诉讼必将走向审判中心主义。为此,应当对三大诉讼职能的不平衡、审判权的虚化、证据调查程序的不规范及具体审判程序的不完善等进行研究,以期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婚内侵权民事责任与立法构想

我国学者对于夫妻间是否应追究侵权民事责任。存在着不同看法。为确保夫妻对婚内权利平等的享有，有必要对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进行立法与司法审思，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婚内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提出构想，以期供我国立法机关参考。     

土地利益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研究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如何从法律上构建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制度,又是个难点问题。实现“公平分享”必然伴随一个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应以机会公平为切入点,从明确权利、限制权力、宏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三层面进行构建。这一法律制度的实现是可以用经济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去评判其优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