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行动的发展历程与概念阐释

网络行动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网络行动一词的出现,彰显了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希冀通过新媒介,将争取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民主期望付诸积极、理性实践的渴求。网络行动研究的核心不仅是探讨新媒介与公民行动的关系问题,更是要深层考量已有的制度性力量的逻辑与资源对传播技术所进行的动态建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决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文化政治视角下“新媒介贬损”现象的成因探析

新兴媒介的出现,通常会引起一种"新媒介贬损"的社会现象。尽管贬损的对象随时代而变,但其所使用的话语却存在一种重复性,通常表现为宣称新媒介会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导致文化的崩溃或堕落、使人丧失了某种崇高价值等等。媒介作为一套社会文化制度,其建立、巩固与衰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以文化论争面貌出现的"新媒介贬损",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游戏":新媒介出现后,社会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被打破,出现旧有文化权力的"统治焦虑"和新兴文化权力的"上升欲望",而对媒介的贬损与褒扬实质上是不同权力主体对媒介文化资源进行争夺与守御的话语实践。     

网络自由及其限制

当下对网络自由的理解,存在着激进的或绝对化的网络自由观、简单的或单向度的网络自由观,以及理想的或彼岸式的网络自由观。在这三种网络自由观下,网络自由被单一化、片面化和极端化。为了保全网络自由概念的整全性,需要从网络空间、网络社会和网络价值三个向度对其进行理解。网络自由的空间向度、社会向度以及价值向度隐含着其与网络秩序的辨证性张力关系。网络空间向度体现了技术自由与技术控制之间的张力,网络价值向度体现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二者均需在社会向度上予以限制,而网络道德共识和网络法治则是其中两个纾解网络张力的主要路径。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当下儿童生存状态与儿童课外阅读--以福建三明市为例

当下儿童的生存状态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是课业负担繁重;第二是处于新媒介的重重包围圈中。因而儿童课外阅读在表面上阅读动机、阅读量等良好的状况下,隐含的是极具功利化的阅读倾向,纸质阅读的传统地位在进一步地被解构、衰弱和式微,新媒介严重影响和冲击了儿童的课外阅读。因此必须构建适应新媒介时代的阅读观与阅读模式。     

网络民粹主义的兴盛及其治理

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党群关系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的恶化是其兴盛的政治原因;贫富差距显著是其兴盛的经济原因;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其兴盛的技术条件;政策性歧视的存在与扩散是其兴盛的社会原因;网络亚文化泛滥及旧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回光返照"是其兴盛的文化原因;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的"复苏"及其对中国的渗透是其兴盛的外部条件。对网络民粹主义的防治需要采用系统的综合治理策略: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完善新媒介平台信息传播监管体制机制;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疏导与媒体责任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基于新媒介技术的特殊类型的社会事件,具有复杂的性质特征和社会动因.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殊规律性以及过程性,因此应重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机制以及疏导策略,探讨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责任问题.主流大众传媒一方面应密切联系舆情,发挥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矛盾协调功能,彰显其社会舆论主导权,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新媒体之间的整合互动,把握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和理性发展.     

试论大学官方微博的运营策略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日益多元化和融合化,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介的出现,以其便捷、即时、互动等特点,预示着一个全媒体时代和交流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种新的媒介格局和舆论环境,大学的新闻宣传工作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通学校官方微博,统筹校内外各种资源,组建微博运营团队,丰富完善微博内容,以平等交流的心态、"三贴近"的内容、多媒体的形式、亲和的语态,充分发挥微博的自媒体功能,主动搭建学校与社会联系沟通的新渠道,内外联动,使微博成为展示学校办学成绩和服务师生、校友乃至社会的新平台。     

公众参与视野下对网络新媒介的舆论监督范式的探讨

网络新媒介的监督既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又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对建设公民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从公众参与的视角探讨网络新媒介主体的舆论监督范式、功能和舆论监督的运行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数字化与互动性推广模式——基于新媒介载体的文化产业开发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不仅可以有效保护与传承文化,还可以与新媒介结合进行互动式推广。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介推广文化的模式有:富媒体虚拟场景展示、IGA软性推广、虚拟真实互动等。通过这些方式可实现新媒介与文化遗产推广推介的结合、虚拟场景与真实景观的结合、线上互动与线下互动的结合。通过互动性推广,辐射大众、涵盖小众,并影响多目标人群的参与与关注。     

实践思维方式视域下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但它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以"实践本体论"这一名称来标志"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而是实践思维方式视域下的实践本体论。只有实践思维方式才能标志马克思新哲学,我们必须按照这一思维方式来理解他的本体论思想。在实践思维方式下,实践本体论表现为人自身的实践性、人化自然的实践性、人类社会的实践性等三个向度。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传承与新时代融合创新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直接调查、坚持群众路线为特征的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有用技术,要加强学习借鉴；互联网调查与大数据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强大工具,要科学进行应用。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从群众出发的直接调查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调查统计技术,综合运用现代信息交流工具,不断创新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形成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现实及政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信息产业和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呈增长之势;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电信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数字经济发展给中国信息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也暴露出信息产业在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化方面,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正在交汇融合,工业互联网领域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已经形成;大数据环境下,中国信息化发展依然存在短板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中国需要加快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产业产品和设备能效;突破工业软件行业技术瓶颈,加快实现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信息产业集群,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和产能的国际合作,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     

图画书中的儿童教育观解读与启示——以国外三本典型图画书为例

优秀图画书是作者对幼儿生活的仔细观察和传神再现,表达着作者的儿童教育观。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到师幼关系的图画书中,《迟到大王》、《我的名字克里桑斯美美菊花》及《点》比较典型,分别体现了幼儿园教师应该具备倾听与平等、关注与爱护、期望与传承的儿童教育观。图画书中幼儿园教师的儿童教育观直接影响了幼儿的发展,这就启示我们的幼儿园教师应该遵循图画书中的儿童教育观,消除话语霸权,平等对待幼儿独特的精神世界;内化职业认同,注重教育中积极情感的投入;敬畏童年潜能,使用合理期待激发幼儿发展,为幼儿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我国网络直播节目规制中的制度失调问题

当前网络直播野蛮式生长的同时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有关的规制制度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在以下方面纠缠不清：网络直播监管对象（媒介）是电视还是互联网？监管主体是网信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还是信息产业部门？监管目的是规范还是发展？实际上,网络直播的监管对象应当是互联网,监管主体应当明确为网信办,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网络产业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从法律规制与社会规制两个方面入手,分层分类完善立法、明确监管内容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和技术监管,解决网络直播的制度失调问题。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阐释——基于话语理论分析

以话语理论为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或曰话语,应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为价值核心.其孕育于革命政权建构时期,以《兴国调查》为代表文本,奠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必须重视人民来信》信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以《信访条例》为代表的群众工作法治化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凭借新时代的语境划分和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治理导向,其话语正式建构.唯有通过法治平衡制度整体性与技术嵌入碎片化,以公平公正平衡动员的价值传统与稳定的改革思维,以多元合作平衡政策的静态化与风险的未知性,方能在新时代寻找到话语完善的方向坐标.     

美国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指导原则概述及启示

美国教育部、人类与健康服务部于2016年10月联合发布的《早期教育和教育技术政策简报》中指出了学前儿童使用技术的四条指导原则：使用得当的技术可以成为儿童学习的工具;应利用技术增加所有儿童获得学习的机会;技术可用于加强家庭、学前教育机构与儿童之间的关系;有效的学习取决于成人与儿童的互动或共同使用技术。指导原则的发布启示我们：应关注数字时代儿童的权利保护;加强从业人员的技术素养;加大对儿童技术使用的相关研究。     

基于PSM-SFA两阶段模型的农业生产创新——来自北京市示范户与非示范户的实证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与随机前沿分析（SFA）两阶段模型,在测算技术采用的农业生产创新无偏效果基础上,以北京市示范户与非示范户为例,着重分析农户管理能力对农业生产创新效果的影响,并据此探究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主要结论包括:农业生产创新整体效果不明显,不同管理能力农户采用技术的生产创新效果差异较大;非示范户产出主要依赖于土地、肥料,技术采用效率较低;示范户要素投入结构合理且效果明显,年轻、富有经验与专业化程度高尤具优势。因此,继续鼓励具有“新型职业农民”特质农户率先采用新技术,既有利于推动向专业与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型,又是促进农业技术扩散,提升农户管理能力、保障增收的可持续性路径。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

追溯了"文化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学思想发展,从他的系列文化研究经典论述中挖掘其卓具特色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批评理论,指出他的文学观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上的开放、多元、具有包容性的阐释体系,他的文学批评理论辟出了一条文学与社会,尤其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途径,对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都有很大的启示.     

马克思的劳动幸福观及其当代启示

劳动幸福观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出发,对人类劳动与幸福关系这一问题的独特认识和思考。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是幸福的源泉,人类真正的幸福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来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导致了劳动异化,是劳动者产生不幸的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解放劳动,才能真正复归劳动幸福。马克思劳动幸福观为我国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幸福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当充分结合本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幸福观,加强人们劳动意识的培育和劳动实践教育,倡导全民共同参与劳动,尊重劳动,以此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