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下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思路与进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是破解"城乡分治"、消弭城乡鸿沟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受城乡二元结构、压力型体制、府际竞争和部门主义等因素影响,面临部门联结、供给内容、政策体系三大碎片化难题。整体性治理理论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的独特优势能够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提出数字化转型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未来图景,建议从组织整合、服务共创、机制协同三重路径出发,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跨部门联结,加快形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共同体,助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一致性运作。     

从“碎片化”到“无缝隙”:一种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的转换分析

当前,关注农村公共服务治理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多种因素积聚而成的“碎片化”范式已经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新体现.“无缝隙”范式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支撑,倡导部门间协作与沟通,能够有效破解“碎片化”范式的局限性.“无缝隙”范式要求在“治理功能、治理层级、公私合作治理”上进行具体的路径整合,归纳提出“农民需求导向,政府统筹负责,多元协同互动”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碎片化”到“无缝隙”,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治理范式变革的新趋势.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基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视角,总结归纳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特大型城市郊区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异的制度性原因,即公共财政在城乡公共服务投入机制的差异性,政府主导农村公共服务生产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较低,镇与开发区之间财权事权边界不清晰等,提出了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对策建议:(1)增加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与治理的投入,建立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机制;(2)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公共服务混合供给模式;(3)构建新型农村治理模式,完善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体制。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合作生产赋能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机制探讨——基于四川省D镇巷道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

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基础。实践中农村环境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着“国家悖论”下可及性短缺、内生性微弱、持续性不足等多重有效性困境，亟需“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机制创新以应对。通过对D镇实践的个案分析，发现作为赋能型供给工具的合作生产成功实现了对巷道环境的“良善治理”。其机制展现为：利用合作决议构建基于共识的供给价值场域，在推动纵向与横向价值关系整合与责任关联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参与供给的内生性动力；通过合作交付对服务资源开展结构化、捆绑利用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有序编排格局，从而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通过合作管理创设“治理剧场”，将合作供给行为延伸至日常生活，实现服务供给成果的可持续性治理。研究启发实践应强化组织引导和行为助推，加强资源赋能与协作交付，推动制度嵌入与惯习塑造，从而实现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与社会资本的关联效应测度

农村水利设施的有效供给是实现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载体。通过梳理公共品整体性供给与社会资本的既有文献,进而以博弈论诠释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的行为选择。同时建构出社会资本对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的Logit回归模型,借助于CFPS中关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数据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存量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整体性供给起到积极作用,其中社会网络、社会参与以及农户个体特征对整体性供给产生显著影响。为此,通过营造农民整合参与的有利环境,增强农村社会资本的建设,有效培育和发展农村精英,以此来实现农村水利设施整体性供给的有效性。     

乡村治理方式变革:从管制到服务——治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当前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创设的,通过政府的管制方式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治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显现出了诸多弊端,迫切需要进行改革。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被确立为政府改革目标,乡村治理方式也需要从管制转变为服务。根据治理理论,这一转变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县乡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村民自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     

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研究——基于乡村危房改造项目的案例分析

治理有效的实现前提是找到适合特定组织环境的治理结构安排。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相关主体间的资源互动关系、基层政府的差异化约束和村治当家人的动员积极性。其中,不同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因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构而有明显差异。为此,需要在城乡共治的治理结构下构建基层治理单元与村级治理单元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的“协同制衡”关系,通过改善城乡共治框架下的治理结构,协调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建构多元主体主动参与的激励机制,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徐东地区营城组一段火山喷发模式特征

从火山喷发的构造环境、火山喷发旋回特征出发,结合原始岩浆来源、火山岩岩性特征、火山喷发类型等,总结了徐深气田徐东地区营城组一段火山喷发模式,分析了其对储层的影响。结果表明,切穿基底的深大断裂在火山喷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的层自下而上划分为3 个旋回,旋回I 对应YC1III,旋回II 对应YC1II1 和YC1II2,旋回III对应小层YC1I1 和YC1I2。火山喷发以裂隙–中心式喷发为主,中心式喷发为辅。火山喷发模式控制着不同类型火山岩相的发育特征。靠近火山口的爆发相的高部位、溢流相下部亚相、顶部亚相、上部亚相、火山通道相的火山颈亚相等是有利的开发区域。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原因的最新研究视角——乡村基层组织治理绩效低下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提出了现行乡村基层组织治理绩效低下、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新视角,继而分析了现行乡村基层组织公共物品供给绩效低下的原因,最后给出了提高乡村基层组织治理绩效的简要对策。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乡财县管”后乡镇基层政权合法性与乡村治理

"乡财县管"使乡镇债务危机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乡镇财政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造成乡镇治理资源萎缩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为了应对千头万绪的管理事务,财力匮乏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借助于非常规资源,运用非制度化手段。然而,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时,非制度化手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乡村治理内卷化,"乡财县管"并不能最终解决乡镇的治理困境。归权于民,开展乡镇干部直选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使乡村治理制度化,从而建构与巩固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乡村。